党史学习丨党史百年回眸第六期（1971年-198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日起推出《党史百年回眸》专题，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引导全系统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第四个五年计划，简称“四五计划”。1970年开始进行编制，并由1971年开始实施至1975年结束。“四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四五计划的任务可以看出，由于受到文革中左倾思想的影响，“四五”计划开始时表现出以“战备”为中心，高指标、高速度、急躁冒进的特点，引起了经济的波动与社会的不稳定。

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1975年“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值得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的时刻。

从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今天，在联合国的几乎所有机构里都可以看到中国代表的身影，并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发挥着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作用。

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中共依然延续了九大的错误，导致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加强。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和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斗争正在逐渐酝酿和形成。

1960年，当时是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早稻育种试验中，发现了一株性状优良的水稻植株。袁隆平对这株特殊的水稻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深入研究与分析，最终断定它是一株天然的杂交水稻植株。

1964年，袁隆平开始致力于杂交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经过大面积的农业试验与科学研究。

1973年，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终于在我国培育成功。这种籼型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多粮食少的问题，也给世界粮食产业带来了一次绿色变革。袁隆平也因此获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随着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邓小平的肯定，“批林批孔”运动遂告终结。

这场运动在全国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又遭到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出现新的动乱，生产大幅度下降，全国经济严重滑坡。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1976年1月8日，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各地群众冲破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锋芒直指“四人帮”，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集中表现。1976年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逝世。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深深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已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书法家。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并主编《湘江评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一生致力于推行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力于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他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运筹帷幄，建立了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9月18日，毛泽东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百万群众参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周恩来，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1898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同志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

周恩来同志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同志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巨大心血。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建国初期，朱德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1976年7月6日，朱德同志在北京逝世。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朱德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成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周恩来同志称赞朱德同志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党的根本任务是要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大会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

1977年11月28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以确保货币发行权的集中统一，保障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信贷管理、工资基金管理、金银外汇管理、金库条例、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基本制度的贯彻执行。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通过这场讨论，批判危害多年的极左思潮，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反思过去的曲折，思考未来的出路，党内外思想日益活跃，开始出现酝酿对外开放和对各方面体制进行改革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中解脱出来，党内外呈现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少数人对“解放思想”加以曲解，肆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针对这些思想混乱状况，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它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

为了纠正多年来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偏差，解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通称新“八字方针”。贯彻新“八字方针”，不但是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

在调整中，党中央初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就是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对外开放逐步展开，并取得重大突破。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或项目），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式和步骤。

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1980年，我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中得到贷款。随着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此后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外合资经营从无到有发展起来。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报告，提出在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不久后，蛇口工业区在轰鸣的开山炮声中诞生了。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确认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国家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同年3月，为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国家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总结历史上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教训，把党章的有关规定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化，使党的规章更加完备，更加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它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今天我们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规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这时起，党中央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

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为主题，专门研究部署。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1980年4月和5月，我国分别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席位。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基金组织的席位，5月15日，世界银行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银行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