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必读！日本学术界的秘密武器如何让企业在国际市场一骑绝尘？- 大数跨境

鲸纬咨询

2024-11-19

导读：导读日本高校在科技领域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不仅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进程，而且通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

导读

日本高校在科技领域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不仅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进程，而且通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为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高校通过产学官合作项目，将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使日本企业能够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高校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和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为日本企业输送了一大批能够适应全球化挑战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拥有跨文化沟通和国际合作的能力，从而帮助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提升品牌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点

二战后，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其科技政策经历了三大转变，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及科技研究的有序恢复与发展。首先，政策方向从鼓励技术引进转向鼓励自主创新，日本通过“贸易立国”战略迅速发展经济，随后以“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推进自主创新，实现从技术追赶型到技术领先型国家的转变。其次，决策机构由内阁服务型向统筹指挥型转变，如科学技术会议（CST）的成立及其后续改组，强化了科技政策的综合调整与智库谏言功能。最后，创新体制由企业主导向产学官合作协同转变，政府在建立完备法律体系的同时，推动产学官合作，打造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链条。这一系列转变，使日本在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球所瞩目。

一、经济需求视角下日本的大学科研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科研向“科学研究-经济”架构发展，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断层。基础研究强调“学术”，应用研究注重“技术”。大学科研成果与经济需求适配程度高，更易被商用。
二战后，日本大学科研面临新挑战。1973年石油危机后，大学科研与企业科研理念转变，文部省主导大学发展，竞争性经费支撑大学科研，科研成果具有商业效应。企业以“奖学金捐赠”形式奖励研究者，大学科研目标向实用需求转移，形成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
日本建立大学与民间企业共同合作研究制度，放宽合作限制，大学与企业开展真正合作，巴斯德象限科研模式得到进一步发展。
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业面临产业升级，知识密集型产业基础研究需求增加。日本企业通过与大学科研合作减轻基础研究压力，政府试图通过产学合作引领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经济需求与大学科研关系紧密。大学、产业和政府构成创新主体，制定与经济需求挂钩的科研目标和政策。大学科研内容适配经济需求，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

二、日本科技政策发展脉络

（一）政策方向由鼓励技术引进向鼓励自主创新转变：

20世纪50年代，日本实施“贸易立国”战略，引进技术，发展关键产业，五年内出口额翻倍。70年代，提出“技术立国”，技术发展转向创新，企业成为创新主体。90年代，面对经济萧条，提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重视基础研究和自主研发，形成全面政策体系，日本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九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二）决策机构由内阁服务型向统筹指挥型转变：

1956年，日本成立科学技术厅，负责科技政策制定。1959年，科学技术会议（CST）成立，作为中央科技机构，协调科技厅与其他省厅，为首相提供咨询。2001年，CST升级为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强化综合调整和智库建议功能，直接向首相提供建议。2014年，CSTP重组为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成为科技创新体系核心，规划和调整政策，新增成果转化审议职责，实现跨省厅协调。

（三）创新体制由企业主导向产学官合作协同转变：

在早期，日本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拥有资金和人力优势。70年代，企业研发投资远超政府，研究人员数量是大学的两倍，承担大部分技术研究资金，主要用于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当时，政策不协调，缺乏整体科技创新政策，导致创新链断裂。后来，日本建立了产学官合作机制，政府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推动了通产省提出的合作体制，鼓励各方合作。文部科学省成立日本科学振兴机构，建立大学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度，形成完整创新链。自2001年起，日本每年举办产学官合作首脑会议，共同制定科技政策。

三、日本科技政策下的日本大学科研运行机制

（一）外部运行机制：

企业通过资金支持大学科研活动，促进新产品开发。自2013年起，企业对大学科研的经费投入显著增加。日本建立了以大学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推动科研产业化。科研团队若能满足企业需求，将获得持续资助；否则，资助可能减少或取消。
大学可利用企业设备或建立开放式创新实验室（OIL），提高设备使用效率。企业设备资助为计划性质，研究成果归专利所有者，资助企业可优先使用。
企业与大学通过联合研究、委托研究、孵化企业等多种形式合作。日本大学科研专利成果显著，孵化企业数量超过200家，国立大学普遍设立风险投资窗口。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作为外部经济保障机制，通过多种资金筹措方式支持大学科研，激发民间投融资，提高科研知识集群效应。JST风险投资引发私人投资和贷款额，产生显著激发效应。
公共研究机构和第三方评价机构推动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生产，提高转化效率。AIST等机构通过委托、联合研发等方式促进大学与企业合作，保障多层次主体利益。

（二）内部运行机制

日本大学科研内部运行机制受经济需求影响，形成基本轨迹与组织管理结构。科研自治受学术和行政力量制衡，法人化改革后大学自主经营权增加，引入PDCA管理方式提高效率。
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结合科学追求与实际应用，包括经常性研究经费、竞争性研究经费和外部研究经费。日本政府设定差异化评价指标，根据科研创新性、科学性和多样化分配经费。科研成果与能力双输出体现为科研专利、发表论文、衍生企业等。日本大学与企业联合研究的合著论文比例和专利数量显著增长，衍生企业数量增加。日本科研人才输出包括“工厂科学家”培养、跨界科研人员和专业科研人员管理员（URA）。这些人才输出反映了大学科研的科学价值和未来价值，完善了科研生态系统。

四、日本科技政策一览

（一）1995年，日本实施《科学技术基本法》，确立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国策，形成了系统性的科技政策体系。该法强调宏观规划、多方合作、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平衡发展，并通过修订强化创新保障。《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自1996年起每五年制定一次，明确中期科技发展目标，完善创新实践，构建评估体系。《科学技术综合战略》自2013年起每年制定，分析形势，明确短期任务，提高政策联动性，确保战略实施。

（二）日本当前科技政策聚焦前沿研究、财税支持和中小企业活力。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等领域制定政策突破。财税支持方面，日本提供差异化税收抵免方案和直接财政支持，激活企业活力。中小企业方面，日本通过法律保障和组织机构建设激发创新活力。日本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经历了由技术追赶型到科技创新型的转变，对全球科技竞争和发展的趋势具有借鉴意义。

五、日本科研助力企业出海对于中国的启示

增强基础科学投资，日本的成就表明，基础科学是促进国家科技进步的关键力量。中国在科研资金上投入显著增加，2021年科研总支出约为2.8万亿元人民币，基础科学研究资金占比为6%。尽管如此，与日本相比，基础科学投资仍有待提高。中国应进一步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并改进科研资金的分配，确保更多资源用于支持长期和尖端的科研工作。政府亦可利用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资金支持，促进产学研一体化。
强化高等教育科研实力，中国的顶尖大学在科研成果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日本相比，还需在科研资源整合和国际合作上作出努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可借鉴日本的做法，通过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协作，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多科研机会，并加强国内外高校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促进学术创新。
促进科研国际化与合作，日本科学家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中国应持续加强与全球顶级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科研项目，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合作研究和人才交流来提高科研能力。同时，鼓励更多中国科研工作者走向国际，参与学术交流与合作。未来，中国可通过推动更多国际科研项目，增强自身的科研影响力。
重视青年科研人才培育，日本在培育青年科研人才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增加博士生奖学金、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多的科研项目机会，中国可以进一步激发青年的科研热情。此外，政府和高校应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指导与支持，帮助他们在科研生涯初期取得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