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仍然所见极有限，
又迷失在太多讯息中。讯息不等于眼界。
我读《荒废集》并非感佩于他的精准，而是歆赏他的恳切率性。按诸今日陈丹青的景况，其实不必非要说这些于己多事于人无益的言论。他很可以继续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安坐画室专心画画，间或出席些点亮别人的活动。这样的陈丹青大概更讨人欢喜。而他的这些议论也很可以是饭桌上的口水，而不必刊发出来惹人咒骂。但陈丹青还是持续书写，持续表达。是的，表达，完全听命于个人心智的表达，说出一己的看法想法。表达，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最后的权利。纽约教会陈丹青“忠实自己，和自己相处”，同时也教会他如何表达自己。而回国后的种种言论无非是纽约的教育于他的后期作用。譬如他这回集子里三篇再谈鲁迅的文章。先是谈鲁迅与上海的关系，“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谈鲁迅与胡适，“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谈鲁迅的《狂人日记》，“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历史也像发狂一般，再三再四以可怕的方式，听从并实行了这两句狂话，同时反过来对它施行深刻的讽刺与侮辱”。我不知此前是否有人这样诚挚地讲过鲁迅，但我想每个人读了这些话都会点头的。其实谈鲁迅是很危险的一件事，鲁迅多年来是这样被极度夸张的一个符号。他像是一根天线，可接受的频率却并非是文学。这根天线任何时候都可以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的“体温计”。谈鲁迅不仅是添上自己对这个符号的注解，也是在干扰民众心底惯常接受的那个频率。陈丹青近年多有谈鲁迅，且极富创见。他谈得那么恳切，那么坦率，那么蕴藉，人谈比自己高的人一不小心就要露出自己心思的。谈鲁迅者在在多有，可有几人真把自己和鲁迅连起来呢？陈丹青谈鲁迅是审慎而又恭敬的，但他又知道对鲁迅恭敬并非是尊敬鲁迅最好的方式。所以他绕开鲁迅，或者应该这样说，他选择绕过那个符号的鲁迅径直靠近真实的鲁迅。恭谨却不一味俯首，热诚也非一味夸张，平实并不止于乖顺，陈丹青确是懂得鲁迅的。
《荒废集》依然显示陈丹青、一个聪明人的敏锐多变的观察和视角。“自由谈”九篇短稿是新的言路的尝试；三篇再谈鲁迅的讲演、三篇奥运会开幕式评析，以及回顾七十年代的长篇随笔，前者是对历史与文艺的深层阐述，后者重现了十年浩劫中，几代人被荒废的命运。“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吞没的人。”你看，聪明人总是可以替你说出你正中下怀却无法形诸于语言文字的那些话。其实也就是“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