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航隔离故事︱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客舱篇）

董彦宏累计隔离了108天。要问这么长时间的隔离值不值，董彦宏没有正面回答，反倒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一次多伦多回西安的航班，一位旅客主动跟董彦宏说起他此行回国的目的，他的母亲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母亲有限的记忆里还记得儿子的模样，“是海航让我能立即回国去陪伴母亲。”

2020年5月的一天，执行航班落地之后，董彦宏突然收到50多条家人的短信，全部是关于外公去世的消息。但此时董彦宏还需要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

悲伤和遗憾笼罩着董彦宏。在隔离酒店里，董彦宏每天都会写信给已在天国的外公，希望外公能感受到他的想念与不舍。

“因为不想让更多的人承受我的遗憾，我要更加努力地飞行，将远在海外的游子送回家人身边，希望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来得及。”董彦宏说。

吕荷艳是首都航空西安乘务一中队乘务员，疫情爆发以来已保障国际航线近20班，累计隔离130多天，是首都航空隔离时间最长的乘务员。

记得在执行西安=里斯本航线时，一名女学生特别激动地对吕荷艳说：“终于等到了你们，很多航司的国际航班频频取消，留学生买票后就等在机场。多么幸运，我们竟然等到了首都航空。”原来乘客中很多留学生转机没当地签证，只能待在候机楼，一等就是好几天。登上飞机后，每一位乘客都不停的对乘务员说感谢。

“这次的航班经历真的让我很感动，感动国家的强大，让更多的同胞可以回到家乡。”吕荷艳说。

航班任务结束后，等待吕荷艳的是长期集中隔离。“刚开始有些害怕与不安，但公司很快就建立了各种微信群，缓解心理压力，及时解决了大家隔离期间遇到的问题。”

来自旅客的感谢以及公司的关爱，让吕荷艳深深感受到作为一名乘务员的使命感和归属感，“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与祖国、与海航一起并肩奋战，做一名优秀的‘逆行者’，战‘疫’绝不缺席。”吕荷艳坚定地表态。

田森是天津航空天津乘务队五中队中队长。2020年2月13日凌晨2点，田森听到手机提示，睡眼朦胧中看到公司微信群里通知：计划当日紧急安排天津-武汉医护包机任务。

作为预备党员的田森完全清醒过来，立刻主动请缨，整理飞行箱准备出发。离家的时候，田森转身看到还未满5个月的女儿，想到又不知多少天父女彼此不能相见，只有把心硬起来，开了门。

返津后14天隔离期满，3月17日，公司下达第二班武汉包机任务，田森又是挺身而出，再次踏上征途。

隔离期间和家人视频聊天时，女儿一天天长大，会坐了，会招手了，田森心中又是开心又是酸楚。妻子看出了他的神情，安慰说：“这是你的工作，更是你的责任，无论国家还是公司，只要有需要你的地方，就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去完成。执行任务时记得做好防护，我和孩子在家等你！”

田森被妻子的理解所感动。“也许当女儿长大的时候，在讲述这段历程时，是我这个爸爸给孩子的最好礼物——告诉她什么叫做担当和责任。”田森说。

叶桓，首都航空西安中队航空安全员，2020年3月起先后隔离8次，十个月内累计隔离天数超过百天。

一开始，执行国际航班返回国内后要进行14日的集中隔离。加上在国外过站的几天，执行一班国际航班需要连续20天左右不能回家。叶桓最长一次执行国际航班跨时34天。

后来疫情蔓延，国际形势越发严峻，管控措施更加严格。随着隔离次数增多，叶桓在家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有一次女儿发高烧39.8℃，情况紧急，医院要求转送孩子去市级医院就诊。但当时叶桓还在集中隔离，除了担心帮不上任何忙，对孩子和妻子充满歉疚之情。叶桓一度产生了申请停飞的念头，但是很快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在国家和公司需要我们的时候，不可以退缩。如果我申请停飞，其他的兄弟就要飞更多，隔离更久。”叶桓说。

疫情期间，杜欣悦先后隔离10次，被隔离天数140余天。

“只要有隔离，公务机组人员就会调配紧张。”作为一名旅行管家，杜欣悦非常清楚现状，所以在公司需要的时候，她会义无反顾地向前冲。

2020年7月的一个下午4：40，解除隔离后的杜欣悦又接到任务，执飞首都机场当晚9：00出港的国际任务。

从天津赶到首都公务机楼时已是傍晚7点，而机组7：30前必须进场。杜欣悦父母知道女儿没有时间回家取行李，就送来一些日用品，早早到机场等着。

一家人只有不到十分钟的相聚时间，母亲拉住杜欣悦的手反复叮嘱要保护好、照顾好自己，做好各项防护措施，有空了一定记得报平安，“一定要坚持到底，完成任务！”

看着母亲又紧张又隐忍的神态，杜欣悦在转身离开的一瞬间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飞行过的人都明白，牺牲了太多给家人的陪伴，家人却总在默默支持，做我们最坚强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