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新中国历史长卷波澜壮阔
从计划经济的稳健起步
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
再至党的十八大新时代的号角响彻云霄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
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两期内容
展现苏送人对不同年代的深情回望
一起聆听他们向祖国的殷殷告白
国家自1953年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1955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套全国通用粮票，随后各地方也相继发行了地方粮票。粮票作为购买粮食和其他粮食制品的凭证，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粮票制度一直持续到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粮食供应的充足，粮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与粮票的故事
赵军
说起粮票，90后可能有些陌生，但对于50后到70后，粮票是无法磨灭的永恒印记。那时候，不仅吃饭要粮票，买糖要糖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可以说无票寸步难行。
粮票，作为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我国特定经济时期的一种购粮凭证，一般是给无地可耕的城里人分配使用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吃商品粮”或“吃计划”。1987年之前，我家作为农村人因为有包产到户的土地可以耕种，所以家里一年到头都没有粮票。
我真正见到粮票是1987年秋天，那年我大姐师范毕业当上了一名老师，成了名副其实“吃计划”的城里人。学校每个月除了发工资也按计划发粮票。大姐知道家里负担重，除了早晚在家吃饭外，有时候中午也不去教工食堂吃饭，这样每个月都能省下一部分粮票补贴家用或者直接用粮票买一些副食品带回家。
1991年我考上了徐州市铜山县郑集中学，当时在学校食堂交伙食费和学校所在镇上买油条和煎包，仍然要粮票和现金搭配使用。没过多久，粮票已经不再是吃饭的刚需。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家逐步放开粮价，并逐渐取消粮票。大约1993年，国家取消粮食统销的东风也吹到了我们学校，从此粮票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并销声匿迹，彻底告别了“粮票时代”。
1994年夏天我考上了大学的统配生（指国家包分配），报道前仍然按照学校通知要求去家庭户口所在地的粮管所结转粮油关系，从此我也变成了吃“国家计划”的“非农户口”，但粮票已经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家里多年积攒下来的上百斤全国粮票也变成了废纸，直到现在谈起此事，母亲仍然惋惜不止。
手 机
顾海荣
1999年2月9日是农历的小年，南京城里已经有了些过年的气息，而我则像过大年一样兴奋，因为今天我要办一件大事。
我来到鼓楼转盘东北角的电信大楼，这座大楼曾经是南京城北第一高楼。上衣口袋里装着前几天才发的年终奖，踏着稳健的步伐，我迈进了营业大厅。
大学毕业后工作半年，我的腰带上还别着上大学时用的寻呼机。由于平时在野外工作，被人呼叫想要回电话，却很难找到电话机。所以在过年前想鸟枪换炮，狠狠心拿出一笔巨款，来买一部手机。
当时有一种手机块头很大，俗称“大哥大”，价格不菲。许多脖子上挂着金链子的老板，走到哪就把手机竖在哪，像是一张厚重的名片，炫耀着主人的身份。我没有实力买个“大哥大”，好在当时已经有稍微便宜的新款手机出现了。我挑了一款西门子的手机，虽然个头还是不小，有点像对讲机，但是比“大哥大”已经秀气多了。工作人员在我购买手机的同时，还为我办理了“无线电台执照”，我终于可以合法地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手机了。
那时候手机的通讯费用是按分钟计算的，一分钟要几毛钱，而且接电话和打电话都要收费。为了节约话费，当时手机通话都是掐时间，看到了50几秒的时候，便赶紧跟对方说，好了，再见，就这样吧，然后迅速挂机，把通话时间控制在58秒、59秒的样子，最大化的利用话费政策。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人手一部的必需品，功能也远远超越了基本的接打电话。看着手里的智能手机，想起这些往事，不禁感慨科技发展之快。手机就是一个缩影，既浓缩了往日的回忆，更浓缩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寻呼机：又称BB机，20世纪90年代，寻呼机在中国迅速普及，成为当时人们重要的通讯工具。
大哥大：初代手提电话的简称，由于其体积大、重量重且价格昂贵，最初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哥大被更轻便、功能更强大的手机所取代。
难忘97年的夏天
张明
1997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那年我参加高考，同时那年国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香港回归。
当时人们对于香港的印象，大多来自于那个年代的香港影视剧和香港明星，那是一种跟内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氛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存在。可是记忆里1997年的春末夏初，随着“一国两制、驻港部队”这些词汇开始被频繁的提及，新闻里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越来越多，在日渐浓厚的宣传氛围中，当时的我虽然正忙于准备高考，但是内心也对香港回归这件事有了热烈的期盼。
日历一点点的指向七月，冲刺高考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埋头看书做题，“香港回归”这件热门大事就像是一针兴奋剂，为我紧张而单调的生活注入了一丝不平凡。
1997年的6月30日，距离我高考的日子还剩七天。从下午开始我就忍不住的不时打开电视，关注香港回归的最新动态，整个人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中。晚上11点多本该是睡觉的点，但那天我们全家人守着24寸的彩电，一起观看交接仪式的直播盛况。我坐在小板凳上，眼睛死死的盯着直播画面，生怕错过一个镜头。在经历了屏息静气的“真空12秒”后，当看到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在交接现场冉冉升起时，我的内心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久久不能平静。
七天后我走进考场，两个月后我如愿考上北京的大学。时至今日，1997年的那个夏天都令我终生难忘。
父亲见证“神五”回家
武春丽
2003年10月15日9时，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州”五号发射成功，我在电视机前怀着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发射直播，没想到21个小时后，我和“神五”的奇妙缘分结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在我的老家，我的父亲亲眼目睹了“神五”回家。
后来听父亲口述，当时进入牧区的区域没有完全戒严，只是主要交通干道限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回收舱具体会落在哪里，就在附近早早地等候。没想到回收舱偏离了预计着陆点，就在父亲站立的不远处落地，就这样，父亲幸运的成为第一批近距离迎接杨利伟的路人。
据父亲回忆，当时回收舱不是稳稳落地而是落地后翻滚了近10米。他在离杨利伟不超过五米的地方，清楚的看到杨利伟出舱后，被扶着走上车稍事休息后出来和大家见面。当时周围的人群都很激动，看到航天英雄回家，现场想起了一阵阵欢呼声和掌声。内蒙人献上了哈达表示对航天英雄的敬意。最后在大家不舍的目光中，杨利伟乘坐直升机离开现场，那天父亲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直升机。
直到今天父亲提起这件往事依然很兴奋，他说那天回家后看央视新闻，在镜头里看到了好几个他的熟人。虽然那天我没有在老家的现场，但是每次听父亲说起这些细节、看他激动的表情，我作为一个内蒙人，都为这段与“神五”的奇妙缘分感到自豪和骄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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