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的时候，我对父亲其实没有什么印象，只在过年的时候，他会出现在窑洞里，对我喝五喊六的训斥，我若不是垂涎麻纸包裹的点心和蛋黄饼干，和揪心三十晚上那两张毛票压岁钱，甚至连这影子一样单薄的印象也不想承认。
父亲和别人的父亲有些许的不同，他在离家很远的省城工作，是名工人一年到头也只在过年时回来，穿周周正正的中山装，甚至披着齐绒毛领的大棉衣，威风得紧。
只要他回来，他都会从他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取出一包宝成烟，散发给抽烟锅的叔伯们，也把给爷爷准备巴山雪茄、工字卷烟、黑糖、茶叶点心一样样的摆放在老柜上，能看出爷爷的傲骄，山羊胡翘的老高。
老屋相册里至今保留有一张我们祖孙三代在大雁塔前面的黑白合影，矩齿形的照片下方印着东风照相馆的黑体艺术字。照片上中山装的父亲昂首挺胸，灰布棉衣的爷爷站在中间，他们都微笑着看向前方，伸直的腰板挡住了背后高耸的大雁塔的下部，爷爷旁边小不点一样的我好象穿了一件连体绒衣，脚上穿着母亲做的条绒布鞋，手里拿着小汽车玩具傻傻地看着镜头。若不是照片铁证一般的存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四五岁时来过省城，来过父亲工作的单位。
从我懂事到上学，我也习惯父亲总是不在，互相陌生，过年短暂接触好不容易集凑的零碎印象又会在无拘无束长久的日子里荡然无存，他也不甚关心我的学习，三年级只给我捎了一本没有封皮的旧新华字典。
真正的对父亲和他的单位有了具体印象，是三年级后半学期的转学。
02
三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西安工作的父亲借着拉煤的机会，把我也拉去西安，因为母亲和弟弟早就在那里。
我起初还有点兴奋，在煤矿边水帘乡父亲同事的家里，父亲掸着纸烟给我说以后叫爸爸不准叫“达”，还嫌弃我的光脚黑的跟狗肉一样，大半洋瓷脸盆热水泡了半天才刮干净。本来我与父亲就生涩，加之他大声地训我，我一下子就不想去了，我想回到我熟悉的乡村学校念我的书，我留恋我的老师和同学。
那天夜里，一辆开往西安的汽车，拉走了昏睡的我，也悄然拉走了我支离破碎而又美好的童年！
最初是住在东楼，典型的筒子楼，黑黑沉沉的楼道堆满杂物和炉灶，做饭的时候楼道里会飘着呛人的辣味。我家住三楼，要从楼下的三轮车上用板子端蜂窝煤，家家都是。
大人去上班，无所事事的我们就在院子乱窜。
那时公司五层的办公楼就正对着大门口，水磨石的外墙面灰头土脸的，一楼大厅直通后面，大厅两边各有小门，记得在一个窗口排队买过饭票，一个房门口挂着保卫科的牌子。
楼门外停着保卫科的偏斗三轮摩托，还有威风凛凛的军绿色吉普车，和电影中的一模一样。我们的乡党王中卫那时就开吉普车，我好像还有幸坐过一两回。
办公楼东面顶头好象还有一个托儿所，从托儿所门前绕过去是劳动服务公司，院子堆满钢筋和铁板，时常有电焊的蓝色弧光冒起。食堂在大院后面，到点后中间刷着绿油漆的四扇大门会打开，诺大的餐厅排几行队，那会好多人都端着长方的铝饭盒，盯着窗口挂出的小黑板，几样菜品会写在上面，饭票也分粗粮细粮，细粮买雪白的馒头，粗粮买黑面馍，应该是麦子抽取精粉后的粗面馍，那会儿去食堂买馍的差事大多落在我的头上。
锅炉房在西北角，有着五六层楼高的大烟囱，就在北楼底下。比如十二点开饭，十一点多伸出的管子就会滋滋的带着响冒热气，那是水快开的征兆，水池一溜排的热水龙头，职工们就挨个往热水瓶或铝壶里打热水。锅炉房还有职工澡堂，水泥砌的大池子。
记得有个冬天家里来了客人，大人都不在，我还有点想表现的念头，一手提着热水瓶一手提了铝壶去锅炉房打开水，一路好好的，快上三楼了，脚一勾摔倒了，热水瓶也听了响声，铝壶碰了个凹坑，热水浇湿了裤子。幸亏那时的棉裤里面是棉花，母亲也纳的厚实，没有被烫伤。结果是我被母亲骂了好几天，她怜惜打碎的热水瓶。
父亲那会工资不高，挣六七十元钱，大部分人的工资都这样，日子就这样紧巴巴地过。
理发会去西口的大众理发馆，没事了就会坐小板凳上看二分钱一本的小人书，好羡慕摆摊老太婆的富有，竟然有那么多的小人书。生活也不寂寞，早上听着对面军营的起床号，晚上能听见铁路上火车汽笛，我们还专门跑火车道上把钢钉或硬币放在铁轨上压平。
那时候，公司有自己的电影院，对面的电线厂也有，隔三岔五地张贴上映公告。东楼也有很多玩伴，家长也都互相熟识。记得好像父亲在的土建队有个姓张的工程师也拖家带口的住东楼，陕北人，常穿黑色粗布的棉祆，带暗红框边的近视镜，人很好，常笑着伸手抚我的头，他儿子比我大一两岁，也常在一起耍。后来听说他儿子学上完了，接了他的班。还有别家姊妹俩个，老大和我年纪相当，常和我一起打饭打开水，多年后在天源饭店做了领班，还能记得我。
03
父亲工作的地点在红庙坡。
骑着他的28型自行车去过几回，红庙坡地标性建筑是红庙坡商场，周围都是庄稼地。其实我们放学后也去转悠过，从六十七中门口往北走，学校后围墙有一道臭水渠，渠边长满一人高的杂草，两边都有菜地。多少年以后明渠暗封，在上面建了大观园市场。
土建队门前有一条不太宽的马路，路旁是庄稼和菜地，路上车也不多，扬起的黑灰落在路旁的黄瓜蔓和玉米叶子上。对面土台子上有个靶场，我们和我星火路小学的同学们私下撺掇着要去拾炮壳，也最终没有去。
父亲有时候下工地，一去几十天，有时就在队上上班。他那时发劳保，发回力鞋，还发粮票，后来粮票作废那年有好多没发出去。
父亲脾气大，动不动我就成了他武力镇压的对象，从小到大我对他基本没有好印象。那时我也不太听话，晚上东家西家跑的看黑白电视演的《铁臂阿童木》和《排球女将》，幻想自己也能成为会翻空着发会旋转的球。也爬在办公楼楼顶看对面军营放映的电影《少林寺》，又幻想能侠骨柔情的有一身功夫，就在门口九路站牌底下拾了车票粘在嘴上跑北门里，在城门楼底下看打拳师父有模有样的扎呼过一阵子，后来打开水时偷偷试过，两个胳膊伸直根本提不起来，也就丧气地兴致索然。
后来又搬去北楼住，好处是打开水近了，不用跑那么远的路。北楼少有家属，大部分是职工宿舍，几个人一个房子，木床的空档堆着大木箱，印着雷电一样的白色标志。楼道中间有公用的水房和卫生间，经常污水四溢横流，中间踩着砖走。
九十年代末，公司院子中间的劳动服务公司搬走了，建了带走廊的花园，东边还有玻璃罩起的温室花房，大冬天也能看见里面绿油油的花草，觉得好神奇。但是电影院没有了，朝外开了一溜门面房，童年的印迹一点点的消失。
04
父亲后来下工地去的勤了，回来烟瘾和脾气一样大。一毛九的宝成后来换成二毛八的大雁塔，一根接一根地抽。我也知道他最先是在线路上干了六年，后来才去的土建队，那时候土建队也叫五队。我也不爱听他叨叨工地上的事，几十上百人的工地他当管理员，他最得意的是处理外边交接的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在我上完初一后和母亲弟弟回了老家。对父亲我也不念想，毕竟他对那辆黑色的自行车都比对我要温柔，时常用棉纱擦洗的干干净净。
在他退休后我才发现，他对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很有感情，甚至依赖于工作强调他的存在感。冷不丁退休了，他变得无所适从，遗留严重的职业病，用在单位处理事情的方式处理家务事，非黑即白。
阴差阳错的失去接班机会，我也以为我和陕送公司永远是平行线，不会再有交叉的机会，没成想机缘凑巧，我一不留神也加入到陕送力量当中，正巧是父亲多年前工作过的土建队。也是私心作祟，想着离的近了，也好照料风烛残年孤老一人的父亲，这倒让我也有机会真正体会电力职工的生活状态。
05
在我入职时候，父亲以过来人的身份有些骄傲的回顾他的过往，我置若罔闻他的衷告，看着他神采飞扬的样子，暗自伤神一代人奋斗的繁花终究落幕。
我在工地，父亲偶尔会打来电话，问天气变了我是不是带了足够的衣服，我不喜欢他在电话里没长没短的说，可挂了电话，还是感慨他的关心。我听出他的落寞和孤独，他是在没话找话。
他还在工作的时候，我不曾想着去理解他，也对电网建设空泛地停留于田野中一闪而过的铁塔银线。直到自己像演员一样走入剧情，才深刻了解到几代人的坚持是一种精神。
我身边有好些陕送子弟，一同去过西藏的吕航是，宝鸡变的于洋也是。
省公司拍纪录片，找我了解西藏那边吕航的情况，设置的问题我不太喜欢：你们去那里有什么动力？带着怎样的理想？怎么去实现？似乎贴上固定的标签才能彰显人格魅力的伟大，其实去过的人不会想这些，想这些的人倒不一定会去，去了又不是呆一两天，需要每一天的苦苦坚持。我相信他们更多是出于工作的本份，像我们的父辈一样，从不抱有功利的思想，只是想着用劳动换取生活的实在，他们的平凡就是他们的伟大。吕航说作为子弟，骨子里有一种情怀，就是不能让父辈坚持和奋斗一生的事情，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们要比父辈做的更好。
前两天去宝鸡变，看到一脸胡茬的于洋，说起来才知道很少回家，就是回去也是晚上到家，天不亮就走。说起家庭他有点愧疚，说那会几个月不回去，回去孩子都不认识自己了。他说老爷子也不过问他的事，就是习惯性的催他赶紧回工地去把工作干好。原先在宝鸡变的吴博城说起和相恋几年的女友吵架，女友一句话噎得他透不过气:我见你比见总统还难！
铁军不是标签贴上去就是的，甚至不是用华丽的数字堆积起来的，而是一个个平常不过的劳动画面积累起来，是一个个平凡坚守和坚持的日子重叠累加，是一个个普通面孔毫无功利的本分作为。
公司建司七十年，陕送力量的发展壮大不是一蹴而就，是多少人曾经的坚持和奋斗，他们很有可能普通平凡的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事，在不知不觉中把青春和活力都给了曾经的岁月。
【感谢土建施工分公司姚军供稿】
编辑｜赵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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