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历史建筑”之前，中国历史建筑长期被称为“古代建筑”。中国古代并无建筑师，或者建筑设计师一说，取而代之以“哲匠”之谓，缘于朱启钤先生的精准定位：“……凡于工艺上曾著一事，传一艺，显一技，立一言，若以其于人类文化有所贡献……而以‘哲’字嘉其称。”著事、传艺、显技、立言——我国历史建筑文化，毋庸置疑是这些“哲匠”创造的，也有赖于一代代哲匠的传承与守护。
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首开集团建筑施工板块的子集团（以下简称“首开房地集团”），从建国伊始就是北京历史建筑修缮、保护的一支生力军；新时代以来，凭借古建领域的传统优势，守正创新，确立了构筑古建全产业链的发展路径。首开房地集团始终秉持“赓续红色基因，弘扬工匠精神”的理念，在“向心·利民”的首开经验指引下，为中央国家机关用房服务、为城市复兴建设服务，为古建文化传承发展服务。
《首开建设文化之旅》遴选首开房地集团参与建设的皇家礼制建筑、皇家园林建筑、近现代名人故居、首都民居街巷环境更新、提升等优质、精品工程项目共九项，所涉历史建筑、典型街巷等，不仅是具有代表性的首都人文地理地标，同时，也是首开房地人投身参与修缮、修建的重点项目，希望籍此，为企业文化自信作一范本；为研究者研究、研讨作一佐证；为增进百姓普及了解历史建筑常识作一助力。
《首开建设文化之旅》最为难能的是所有文稿均出自首开房地集团职工之手，他们将参与之热忱、拳拳之匠艺、丰富之经历，撷英撰文、图文并茂、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首开房地集团的哲匠们，他们肩负起首都建设、古都风貌保护的责任；他们是首开房地集团的脊梁，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是匠心匠艺的坚守者。
年年岁岁辈辈，笑谈挥洒汗水往事……
「首开建设文化之旅」就此展开。今天我们推出的是这个系列文丛的第五篇，欢迎品鉴。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
在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矗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近代建筑，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北大红楼”。可能设计者也没有想到，楼体的红色，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象征和主调。而这座建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共北京第一个党组织也在这里诞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等中央有关部门会同北京市政府，将北京大学红楼（以下简称“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工作。
凭借多年来丰富的施工经验及过硬的工作作风，首开房地集团先后两次承接北大红楼修缮工作，2008年，房修一建筑公司对北大红楼进行修缮；多年后，房地总承包部再次成功中标北大红楼保护修缮工程，在2020年9月正式进场，全面开展各项修缮工作。
1898年，北京大学创立，最初名为“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6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兼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以建学生宿舍为初衷亲手设计了北大红楼，1918年8月落成后，成为北京大学校本部、文学院以及图书馆所在地，彼时校长为蔡元培。
北大红楼自1959年至2008年曾历经过数次修缮，对建筑原本风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及改变。故本次修缮除了对北大红楼存在的“病害”进行修复外，更需对北大红楼最原始的建筑风貌进行还原。
为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房地总承包部采用“试验先行”的施工方法，并借鉴了2008年及2017年北大红楼修缮的勘察报告以及设计方案，参考了《北大红楼保护维修工程报告》（2013年出版）、“北大红楼保护维修工程设计方案”“红楼勘测评估总报告”“北大红楼屋面局部防水工程勘察设计方案”等大量历史文献。最后邀请古建专家对实验结果进行商定，从而确保每一步都准确无误。
修缮北大红楼四处门头石柱是“试验先行”最好的体现。
北大红楼属于民国时期的建筑，对于建筑结构本身，史料记载并不多，对于始建时的一些细节，只能从黑白照片中观察，模糊不清晰。经过修缮团队前期勘探，北大红楼的四处门厅柱子现状为青砖砌筑外抹白灰砂浆，与历史资料中的砖柱形制存在区别，连这层白灰砂浆是何时涂抹上的都无从得知。此外，外立面上还使用了拉毛（拽疙瘩）形制，使用何种材料、哪种手法都是施工团队面临的一大难题。
房地总承包部协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设计单位，邀请专家多次展开评议。在剥离残损脱落的灰皮后，最终确定了修缮工艺。随后，团队不断细化施工做法，多方寻找适合材料，经过反复的推敲、实验，并找到了掌握“拽疙瘩”工艺的老匠人来施工，确保了石柱的颜色、形制与修缮前毫无二致，获得了各方好评。
除了门柱，历史上的北大红楼门、窗、楼梯油漆颜色也无从考证。做得太新，过于光亮，没有历史沧桑感，外表上也会抢了北大红楼的主色调；做得过于黯淡，太陈旧，也不可取……“修旧如旧”的做“旧”成为摆在陈会征（时任北大红楼保护性修缮工程负责人）及其团队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不能判断以往的修补工艺，导致无法确定本次修缮的方法。经过多次研讨，反复比对，陈会征带领修缮团队从颜色“海选”中，调试了12块色板，最终挑选出一个最接近原状的作为色标样板。在没有清晰历史资料可查的情况下，极大程度的恢复了文物原貌。
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一百余年间，它饱经风霜，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北大红楼建筑整体为砖木结构，经过岁月的侵袭，外墙各个部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经过一系列的勘探，房地总承包部修缮团队采用“剔凿挖补”的传统工艺，对一层层脱落的砖体进行逐层修复，在“最小干预”的前提下，按照原有制式修复了北大红楼的墙体。
具有西式建筑结构的北大红楼，在建筑手法上也沿用了部分国外的做法。现代普通建筑的砖缝多为凹陷缝，而北大红楼则使用了从国外传入我国的鼓缝工艺，即砖缝外凸，既要具备复古的美观，又要兼顾墙体的养护功能。
采取鼓缝工艺，对材料要求比较高，不仅要用上等灰浆，还要掌握好勾缝的准确性，达到既坚固又美观的效果，确保修缮后保持原有风貌不变。在这一原则下，房地总承包部修缮团队认真细致地巡查，对每一个织补点做出标记，用软毛刷轻轻将灰缝脱落处的灰浆清扫干净，并不断试验最符合文物实际情况的灰浆配比，使北大红楼恢复了它原有的风貌。
房地总承包部修缮团队在修缮屋面时发现，部分建筑屋面瓦件存在一定的碎裂、酥损等情况，需要进行替换。
可在修缮时，一个难题又迎面而来，那便是北大红楼屋面的瓦极为特殊，不仅每个瓦片内都印有外文，而且屋面瓦件为挂瓦式瓦，这些挂瓦钩的位置各不相同，有着小幅度的位置变化，现在市面上很难再找到同种制式规格的瓦片了。
就在这时，修缮团队得知，早在2008年，房修一建筑公司在修缮北大红楼屋面时，同样发现了这些瓦片的特殊性，经专家推测是国外公司生产。当时修缮也要对糟朽残损严重的瓦片进行更换，房修一建筑公司联系了多家砖瓦厂，都无法做出百年前北大红楼顶瓦的样式。因为这需要厂家重新制作瓦模，而且所需瓦片数量不多，很多厂家不愿生产。
几经辗转多方联系，终于有一家南方公司可以做到与北大红楼的顶瓦极其贴近。通过对强度、抗冻性和抗渗性的反复测试实验，经多方确认合格后，最终进行生产。
考虑到红陶瓦购买途径困难及北大红楼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意义，房修一建筑公司修缮团队为了便于后续开展修缮工作，当时留存了大量的红陶瓦供北大红楼使用，为之后的修缮带来便捷。
12年后的2020年，房地总承包部再次对北大红楼的屋面及顶瓦进行修缮，这些留存的瓦也派上了用场。当年的用心寻找，为后来的施工节省了时间，解决了需要替换瓦片的来源问题。
同一个匠心之地，瓦片的沿用，成就了一代代建设者传承的故事。
在北大红楼里，一间间展厅内无一不诉说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众多青年学子在北大红楼一层西北角的一间办公室内，在白布上连夜手书3000多条标语，赶制旗帜。长条桌上铺着纸张、笔墨，置物架上放着游行用的铁皮喇叭和水壶，地上散着竹竿和白布。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聚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最早到达，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
“五四运动”后，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1922年初，研究会已从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后来一度发展到200多人，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理论与组织基础。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就此诞生。次月，小组召开会议，将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是中国北方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准备条件。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红色的火种以北大红楼为中心，向四面蔓延开来，党员范围逐渐由北大师生发展到其他高校和北京全市。各地党的组织相继建立，一个新中国正在到来。
北大红楼中的第二阅览室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报阅览室，又称新闻纸阅览室。
1918年8月，25岁在北京“北漂”的毛泽东迫切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他曾想过在北京大学做一名教室清洁员，日常工作做完后还可以旁听。他的老师杨昌济帮他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信，蔡元培帮他们出了个更好的主意：与其做个教室清洁员，不如在图书馆工作，于是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主任）的李大钊：“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至此，毛泽东便开始了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的工作是登记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在这里，他积极参加北大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寻求救国真理，成为了一名马列主义者。他曾说过：“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期间，广泛涉猎各种社会思潮，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听过邵飘萍等人的新闻讲座，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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