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白鹿原》是陈忠实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等。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16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陈忠实的一篇自述《我的文学生涯》以寄托哀思，看看出生在农村，在农村中、小学当过民办老师的陈忠实是如何成长为文坛巨匠的。
文/陈忠实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
初中毕业时（前排左一）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作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16年。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直到1978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
1982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20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和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
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儿书，识得字儿，算个数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他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
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
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
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
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期，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
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转自 摘自《小说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