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香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香港民间商会以其突显的社会治理功能，在维护市场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正常运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长期以来为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毗邻香港的广东民间商会组织也出现了蓬勃发展之势。但是，与香港相比，广东民间商会的自治性、独立性与民间性仍需进一步地强化与完善。
一般来说，民间商会治理治理功能是指民间商会通过内部治理结果实施自主自治的同时，在与社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各种组织和个体的互动中，或者说在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以及从事社会事务管理的活动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性、能力和作用。因此，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既包括内部的自律、服务、利益代表等内部治理功能，也包括中介、社会公益、文化与教育、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等外部治理功能。
那么粤港民间商会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事务中，其各自发挥的社会治理功能怎样？有何异同之处？要确切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对影响民间商会社会智力功能的变量进行剖析，即要从社会背景、内部治理结构、外部制度环境等不同角度来把握粤港民间商会的各自特点并从中揭示出两地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产生差异的因素所在。
一、粤港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差异的根源分析
(1)社会背景
近年以来，我国香港地区沦为殖民地以后，政治上简历起殖民营管治模式，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但在文化上并无采取西方同化政策，而是任由各地旅港华人保留原先本土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形成中西文化共存，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得以在香港传承并发扬光大的独特人文景观；在社会上由于推行宗族歧视的隔离主义，使香港形成互不相关的华人社会与洋人社会，与此同时，由于殖民政府无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彼时香港社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 为保障华人利益，在华商和华人精英的领导下，各地华人自发组织各色各样数目繁多的商会、行会以及民间社团，正是发达的民间商会等社团组织发挥的社会治理功能，帮助香港华人度过了早期的种种难关。而现时，经过一百多年来中西方制度与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香港民间商会以其具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会组织双重特征而独具特色，其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在香港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广东民间商会的出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此之前，唯一具有工商性质的社团组织是依据中央示范、垂直设立的各级工商业联合会。20世纪90年代末，出于行业内部的需求，广东开始出现由民间自发组建商会的现象，而进入21世纪， 尤其以2007年深圳民间组织管理体制的创新性改革为突破点，广东民间商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1月，国家民政部确定广东省为“行业协会改革观察点”，广东省民间商会的改革以“党委领导、政府指导、民间办会、依法活动“，为改革目标进入法制化、民间花的发展阶段。概言之，广东民间商会是在国家逐步让渡的空间中生长和发育的，承担政府转移的某些职能成为商会组织成立之初的最主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