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回老家，一进家门，我便发现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不见了，那块方寸之地上，只剩下地面上堆着的一袋袋绑扎得结结实实的玉米棒子。

父亲跟我说，那棵枣树去年开春的时候就没有开花，三枝大的树干，两枝都干掉了，光秃秃的，仅有的一枝也是蔫蔫的，夏天叶子稀稀拉拉，基本上不结果了。“唉，这棵树是你爷爷小时候栽的，快100岁了……收秋的时候，我看它碍事，就找人把它锯掉了。” 听着父亲的叙述，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失落和伤感。

小的时候，一到收秋的季节，父母每天都是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家里留下奶奶、弟弟和我。奶奶总是一边做早饭，还要一边照看我们。那时候条件苦，家家户户吃的都是用红薯片片团成红薯馍或者用玉米面掺高梁面做的黑窝窝头，吃到嘴里又硬又涩，我和弟弟都不愿意吃。奶奶心疼，怕影响我们长身体，就会特意做几个不掺高梁面的玉米面饼饼，再配上这个季节我们家独有的一种水果——又大又脆的青枣或红枣，这就是我和弟弟最欢喜最幸福的“营养餐”了。

我家的这棵枣树具体属于什么品种，即便我的父亲也说不上来，不仅结的枣多，而且又大又甜，反正它从未让人失望过。特别令人自豪的是，它还是我们家里的一道风景：一到春天它就开满了浅黄色的小花，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着整个小院；一到夏天就郁郁葱葱，墨绿肥厚的叶片簇拥着一颗颗青如碧玉的果子，婀娜而又玲珑；一到秋天，就只能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了，每一个树枝上都挂满了又大又圆的果实，枣儿由青绿变成微黄，然后再慢慢地上色发红，成串成串的像是一个个“红玛瑙”竞相斗艳。因为果子结的多，父亲担心压折了树枝，总会拿几根木棍去支撑那些被压弯了的、沉甸甸挂满枣儿的树干。

每次到了要打枣儿的时候，奶奶都会从堂屋拿出几个编织袋，一个挨着一个铺满在枣树下面，然后再拎起一个有大姆指粗的长长的竹竿，在枣树上结果最稠密的的树枝上轻轻的敲打，枣儿就会扑通扑通的掉落下来，滚落在地面铺好的编织袋上。我和弟弟这个时候也是最兴奋的时刻，两个人嘻嘻哈哈、蹦蹦跳跳，满院子去捡那些从编织袋上“遛”跑的枣儿，就像是过年抢鞭炮一般，每捡到一颗就如获至宝般喜悦，直到把枣儿装满一脸盆。

那个年代，枣的吃法是最原始朴素的：要么生吃，要么熟吃，都是原生态，根本不具备深加工的条件。不像现在，枣泥膏、枣泥酥、红枣莲子羹等等，品种很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为怕我和弟弟贪嘴，生吃的多了，胃难受，奶奶的做法主要以煮着吃为住，这样既可以保证我们不闹肚子，还可以多煮一些，当作窝窝头的配餐，一次少吃点，多吃几日。所以，在把一脸盆枣儿淘洗干净后，奶奶总是先捡几个最大的，给我们生吃，然后就全部一股脑儿倒进灶台的大锅里，接着再加上水，盖好锅盖，锅盖上再放一个盛满水的大碗，就开始生火煮了。

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当然，也包括帮奶奶拉风箱。烧火时，奶奶先拢起一把干燥的麦秸秆，划着一根火柴把麦秸秆点燃放到灶堂里，然后再把一些松软的干枝枯叶小心翼翼地送进灶堂，让它与正在燃烧的麦秸秆放在一起。这时我就可以轻轻的拉动风箱了，等灶堂内的火势渐渐稳定，奶奶就会放入一些诸如棒子芯、老树根之类耐烧的东西，同时让我使劲拉动风箱，熊熊的火势总是把厨房映得红通通的。

奶奶说，锅盖上的那碗水什么时候开始烫手，说明锅里的枣已经煮熟了。这个方法，曾经让我对奶奶佩服的很。固然，我和弟弟是等不到饭时的，为了给我们解馋，奶奶会提前给我们每人先盛出小半碗来，再加上半碗甜甜的煮枣水，我和弟弟吃着、喝着，那绝对是一顿“美味佳肴”。有时候，树上自然掉落下来的几个枣子，奶奶舍不得扔，也会给我们入到灶火里烤，烤熟的大枣散发着浓浓的枣油的香味，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后来，我到外地上学，每次返校我都会带一些家里的大枣回去，自己吃，也分给同学吃，大家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如蜜一般的大枣，也由此成为我每次返校同学们对我的一种“特殊期待”。

再后来，大学毕业后到城里工作，结婚，生子。工作忙，回老家的时间就少了，但每次回去，父亲都会给我准备一袋或刚刚摘下的、或晾干保存的大枣，因为，父亲知道，我爱吃、爱人爱吃、女儿也爱吃。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离开故乡转眼已20多年了。奶奶已经故去，父母也逐渐年迈，那棵承载着我满满回忆和浓浓乡愁的老枣树如今亦是老去……返程的路上，我闭上双眼，脑海中又浮现出那棵枣树，她仍然那么年轻，仍然是——春天挂满黄花、夏天郁郁葱葱、秋天硕果累累、冬天铁骨铮铮……(黄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