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文化带回中国，从此丝绸之路成为中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到了唐代，鉴真和尚将中国佛教文化带到日本，促进日本佛学、建筑、医学水平的发展。历史的脚步从未阻断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文化，也在一次次的历史变迁中，经历无数次革新性的碰撞。
洋为中用
元朝（1271年~1368年）全称大元或蒙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大一统的局面，无疑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远大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元朝不同于其他朝代，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在蒙古人横扫亚欧的过程中，接触到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因此，元朝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中华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元代丝绸业也因此形成了比宋代更为宏阔的格局和更加丰富的色彩。
提到元代的文化，不得不提元代丝织品。不同时期的丝织品，代表着一个时期社会发展的进程，反映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以及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织绸的国家，丝绸约有五千年可考的历史。
发展到元代，中国几乎各地都有织染刺绣机构。根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在大都有“大都人匠总管府”，其下辖有“绣局”、“纹锦总院”、“涿州罗务”。远至东南，有“福建提举司”。在北方则有“弘州”、“荨麻林”、“朔州”等织局。
传统宋风元代织锦
虽然元代织锦经历了欧洲文化的洗礼，但是仍有部分元代织锦保留了宋代洗练简约、古朴淡雅的特征。1991年1月出土于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的元代褐色地鸾凤串枝牡丹莲纹锦被面便是其中之一。与其同批出土文物相比，这个被面却是众多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
该被面织物组织为三枚斜纹，由两幅长2.4m、宽0.8m的褐色地织锦拼接而成，共6场色，鸾凤与牡丹花纹对接处规整无接缝，由两本花本连续织造而成。被面从被头开始共分三段：一二两段图案一致，均为一鸾一凤上下呼应，周边衬卷草宝相花纹。每一图案循环由两组6个不同形态牡丹规律相间排列而成，每行花分别以白、黄、蓝为主色调，依次交替间隔开，牡丹中间点缀缠枝和花骨朵，绿色的缠枝与被头的部分形成呼应，整体配色典雅别致，极富装饰效果。
与蒙古人喜好繁缛之美不同，这件素雅的被面出现在元代，正体现了宋元文化过渡时期，大异其趣的文化交融，也体现出民族统一的时期，汉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蒙元崇尚的织金锦
元代最著名、最独特的织造方式叫做“纳石失”，在丝织品上通过片金、捻金和印金等方法加金，形成织金锦。蒙古人爱用金，是因为其沿袭了金人的尚金风气，女真人对于用金的爱好，则和民族文化程度、地理位置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时物质因素比审美观念更重要，甚至因此衍生审美观念，古代游牧民族对贵金属和色彩艳丽之物有着特殊的爱好与追求。传统的织金图案，多采用花纹单位较小的纹样，在满金地上，勾勒出轮廓线来。这样的手法，既突出了纹样的特征，又能很好的显金，使得织物呈现出华贵靓丽的效果。
棕色地龟背团花锦就是比较典型的元代织金织物。锦缎以六边形几何形作地，内填六瓣小花，龟背纹地上装饰有团花图案，并以两两错排形式排列。此类纹样史称“锦地开光”，在宋元时期十分流行。面料中间团花部分为色绒，地部的龟背则大量运用圆金线、彩金线织造而成。元代的丝织品，纯粹几何纹样较少见，常见于宋锦。但是几何纹样通常作为地部，衬托主体花纹存在，地部的几何纹样有回纹、菱格纹、方胜、龟背等等。用作地纹的时候，通常规格较小，规律排列而成。不可不提的是，回族人在元代，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在国内定居下来，同时带来了伊斯兰文化。这个团花锦所看到的团窠内部是六瓣团花纹样，此外还有异域风情的双鸟、对兽，甚至织入波斯或阿拉伯文字。动物纹样体型健壮，装饰感强，相比传统的花鸟图案，更具伊斯兰色彩。
元代织锦文化对后世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元代织金的纹饰，多用龟背、宝相花、如意云、鸾凤等题材，多呈现出装饰性风格特征。生产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元代锦缎，创造了诸多优美图案，给明清两代丝织品图案设计提供丰富的资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史影响深远。
宋元时期，古代科技高度发展，同时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并且发展中心逐渐由黄河流域转到江南地区。这一重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之后明清织锦特征的转变，以及江南地区轻手工业的发展进程，在织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江南地区最为著名的，要数苏州的宋锦和南京的云锦了。南京的云锦业，在元代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在那个时期，已经隶属于官办织造机构。云锦中的“织金”就可追溯到元朝，这也是云锦的主要表现方法之一。
游牧民族特色
辫线袍是元代北方比较流行的男子服饰窄袖，袍下摆宽大，腰部紧束，以便于骑射。最显著的特征是腰间钉有用绢带拈成或用丝线如同编辫子方法编结的辫线，因而得名“辫服袍”。此袍如今仅存左肩一片，面料为缠枝花卉纹绫，用蹙金绣绣有云纹和一月亮，月亮中有一玉兔。由此推测，其右肩应有一日纹，日中有一金乌鸟。这种肩挑日月的纹样在元人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而且与前后朝的皇帝衮服上的日月纹位置一致，也可以看作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当时人们现实中的应用。元朝服饰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元史•舆服志》记载:“命妇衣服,一品至三品服浑金,四品五品服金答子,六品以下惟服销金并金纱答子。”
后人对元代文化的理解，仅能从有限的出土文物中加以考证。然而，尽管是有限的纺织品，当时织造技艺、表现手法乃至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可见一斑。元代织锦文化源远流长，相比之前的宋朝时期，它更开放、更多样、更具创造性。元代工艺的特点，直接体现了蒙古贵族所在社会的环境、自身民族的特征，对之后的明清两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