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在今年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历年最多的篇幅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而在各项改革任务开展过程中，“元年”成为最能体现今年改革力度与深度的词语。基于深化改革刚刚开始，从各项经济数据来看，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创下自1991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
据预计，2014年我国GDP增速在7.4%左右，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这已经是经济增速连续5年20个季度下滑。而这种情况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仅仅在1992年~1996年出现过一次。在被视为改革元年的重要年份里，经济增速低迷，说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明显加强。
尽管如此，我国资本市场却迎来了近5年来的最佳表现。
反腐打老虎树立改革信心
按照政治经济学思维，在政治领域，2014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市场观察并确认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打老虎、锐意改革等方面的勇气和决心，恢复了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了风险偏好。
原本，今年的出口数据不断好转，让人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经济增速无虞。但进口数据却给人不断泼冷水，无论是奢侈品、黄金、汽车，还是大宗商品，都凸显了内需的疲弱。而这些问题，恐怕都很难绕开反腐的原因。
因为反腐，高端消费急剧下滑。因为反腐，打压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又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资的不足，并由此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萧条，进而带动通胀水平的持续下滑。而长达两年多的工业出厂品价格数据，更预示着国内实体经济的放缓，并一步步向通缩的危险滑落。
这一切都凸显了反腐对经济的短期冲击。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健康洗礼。
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某前政治局常委立案审查，这意味着反腐巨石落地。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有助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国企改革等领域也将向更深层次推进。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通过进一步放开自然资源价格、利率、汇率，以及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和开放资本账户，在国有企业改革和规范成本上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由于垄断利益集团的阻挠，一些国家主导产业领域的改革一直停滞不前。随着反腐巨石落地，石油石化、电力电网、铁路、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在下半年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速。
此外，改革重点提及简政放权、投资体制、金融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和加快服务业开放。习主席强调坚持底线思维，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表面上是经济增速放缓，但实质上却是结构转型，而其驱动力则是改革。
房地产的拐点效应
在经济领域，2014年发生的最具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是自2季度开始的房地产长周期拐点到来。
此处为何要单独说房地产？是因为房地产太重要了，它不仅是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而且是当前增速换挡的触发因素，当居民由住行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时，经济将自然减速。经济史上有名言，“房地产是周期之母”、“十次危机九次地产”。
尽管各界人士对房地产拐点的看法早已争议多年，但这次恐怕狼真的来了！
从需求看，2014年前后20~50岁主体置业人群达到峰值，进而人口周期决定的房地产长周期峰值到来。从供求格局看，目前我国城镇户人均住房已达到1套左右，虽然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但总体上房地产市场已由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快速发展向平稳发展阶段转换。
从结构看，目前中国处于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年龄段人口分别约占全部购房年龄段人口的1/3和2/3，中国房地产市场正逐步由首次置业向改善性置业，新房市场主导转向存量房市场主导的阶段转变。这也就意味着，房地产建筑周期的峰值已经到来。
国泰君安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房地产业投资规模为11.1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6.6%。由于地产投资链条长、带动能力强，与地产投资相关联的投资合计估计占全社会固投的40%左右。
而所有的基建投资加起来占20.4%；所有的制造业投资加起来占34.7%；所有的其他服务业加起来占12.6%。一旦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高歌猛进，以往缔造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三驾马车则失去了来自投资方面的重要驱动力。
根据统计局数据，今年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1.8%，9月和8月份分别增长8.6%和9.9%。1~10月份，销售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分别下滑7.8%和5.5%，而1~9月分别下滑8.6%和9.3%；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从1~9月的12.5%下降至12.4%；1~10月，房地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长3.1%，虽然略有反弹，但是依然很低。
当房地产低迷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增速发生变局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19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创2009年一季度以来新低。
9月30日，央行、银监会联合发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主要就保障房金融支持、居民住房贷款支持、房企融资支持和房地产金融创新等方面出台系列放松政策。《通知》结合了短中长期目标、照顾了低收入和合理的购房需求、对房地产企业和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进行了长远的规划。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将迎来转机。
中银国际预计，受按揭贷款政策放松影响，短期内房地产市场将有所好转，但受到中小城市巨大库存压力影响，房地产投资难以大幅反弹。目前，银行资金成本居高不下，信贷风险不断上升，新增存款减少，因此银行对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产能过剩行业可能保持相对审慎的信贷政策。2015年房地产行业很难再出现新一轮上升周期。
福兮祸所伏。2014年房地产长周期出清调整开启，竟成为打破国民经济旧循环困局的突破口。房地产长周期调整预期倒逼重化工业过剩产能出清加快；宽松政策频繁出手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三大资金黑洞收缩无效导致无风险利率趋势性下沉；财税改革提速应对土地财政坍塌；居民大类资产配置从商品房和理财市场转战股票市场。
因此，出清加快、政策宽松、改革提速、利率下降和资金流入造就了2014年股市和债市双牛的局面。
APEC的喜与忧
改革势必遇到阻力，经济结构调整遇到的阻力则更为顽固。这其中，来自内在的阻力尤甚。
今年四季度，中国最受瞩目的事情莫过于在北京郊区召开的APEC会议。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次极好的向全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但与此同时，空气污染所导致的雾霾却成为一头凶恶的拦路虎。众所周知，在召开会议期间，北京出现了久违的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甚至在网络上诞生了“APEC蓝”这个名词。
可惜“APEC蓝”并没能持续太久，随着会议结束，雾霾再度向华北大部分地区袭来。与此同时，《人民日报》11月12日报道，中央检查工作小组自10月底以来再度走访了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并且“投资正在加快”。除了落实改革措施之外，检查组重点强调了项目执行和达成年度目标的重要性。受访部门做出积极回应，比如河北省承诺努力加大投资和项目建设、提高工业领域的速度和效率、努力治理污染并确保实现年度目标。
此举意欲何为？包括三点：一是下半年开始以来经济增长始终疲软；二是外需有进一步恶化倾向；三是APEC相关停限产措施可能带来的短暂负面影响。
这与今年5月份的政策调整颇为相似。当时在通过注入流动性等传统工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策放松之后，经济依然未能受到有力推动。于是，政府在今年5月份采取了更为直接的行动：派出检查组监督各部委和地方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稳定经济。同时，财政部要求各部和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若其未能有效利用财政资金，则未来中央政府可能将其收回。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5、6月份经济环比增速出现提高。预计近期中央检查组的回访也将产生类似上半年的效果并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投资银行高盛高华认为，行政措施一直是中国政策工具箱的一部分，但目前其重要性可能大于以往，因为在当前严厉打击腐败、对GDP增速重视下降的政治环境下，执行层面的政府部门对刺激经济增长的冲动大为下降。这可能是每轮刺激措施取消后，经济增速通常迅速下降的一个原因。为了保持政府相关投资的稳定增长，中央可能需要给各部门持续施加压力。在房地产市场和外需增长疲弱时这种压力尤为明显，因为这就要求政府提高对其他领域的政策支持，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
早些时候，国家发改委宣布批准了大量大型基建项目，主要是机场和铁路。这些批复理论上有助于支撑需求增长，但由于最近几年审批非基建投资的约束条件，加之投资开支和建设周期都有计划，而实际开支和建设周期受制于投资意愿及资金到位情况，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效果有限。作为改革举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项目已不再需要审批或者仅得到地方政府批准即可，而后者的获得一般容易得多。因此，中央有关部门对项目的批准作为政策立场信号的重要性要大于其实际影响。
但所有人都明白，行政力量仍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让市场来主导的美好愿望仍是一厢情愿。当“APEC蓝”不再是由政府部门强制措施制造出来的传说，而成为一种常态化时，改革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意外降息为解钱荒？
就在大家以为2014年将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势走完的时候，市场终于迎来了央行的终极杀招——降息。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其他各档次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并。这是央行28个月以来首次降息。
事实上，这并不令人特别意外。10月央行MLF（中期借贷便利）再投放2500亿~3000亿元以推动贷款回升，并在政策上对三农和小微贷款有所倾斜，以降低资金成本配合需求改善政策。彼时，就有很多机构认为，央行这些举措基本已明确了4季度降息的信息。
此前，关于降息和不降息的争论主要是降息可能会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担心可能重新刺激企业加杠杆和刺激房地产泡沫，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因此货币当局更倾向于使用定向刺激，包括定向降准、PSL、MLF等政策。但面对仍旧偏高的贷款利率和整体社会融资利率，经济增速和通胀仍有下行压力，最终倒逼货币当局只能采用最强烈也是最直接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手段——降息。
而且，这次贷款利率下调幅度高于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引导贷款利率和社会融资利率下行的目的十分明确。中金公司认为，从降息的影响来看，最明显的影响是企业存量贷款成本明年将有所下降，从而有利于缓解企业财务压力，企业利润得到改善，将部分化解企业债务风险。
还有观点认为，这次“非对称”降息并非是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下滑的忍无可忍，而更多可能的是中央政府对金融改革缺乏内生性动力的忍无可忍（尤其是传统银行业对转变发展模式的怠慢）。
尽管降息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在新一届政府的执政理念下，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远比速度来得重要，而这两者的关键可能都是从体制上增加金融系统配置资源的效率。如果降息能促进金融改革，同时又能附带刺激短期经济增长，那明显是个一箭双雕的政策选项。今非昔比，降息政策在不同环境下理应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因此，这次在中国经济进行深化改革“元年”年末作出的降息决定，也可视作我国中央政府一次改革决心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