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金恪KNOW | 纵览时事要闻，大局观GET
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一次机构改革的力度之大、惊喜之多，超乎预测者的想象。先上三个判断：中国按照“大国”标准配置新的政府系统；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新一轮调整；党的全面领导将实现全覆盖。
中央下的每一步棋，都关系到国运的日月旋转。
一
当市场没有预期的时候，变化却出现了，这就是“超预期”。
2017 年 7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宣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关于一行三会合并的议论暂告一段落。
令市场意外的是，十九届三中全会打破惯例提前数月召开，而且核心议题就是“机构改革”。
之所以提前，现在看来逻辑非常简单：为了赶在 2018 年两会就批准生效，否则还要拖延一年。这一细节足见中央改革决心之迫切。
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缩减机构数量、减少审批权是核心。不过，在复杂的部委合并中，市场最关心的还是“一行三会”。
• 符合预期的是，央行职能得到了强化，银行业与保险业重要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归央行。在强化依法治国的当下，这显然意味着央行对银行、保险业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也符合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潮流。
• 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鉴于银行业重要性远远大于保险业，这实质上相当于银监会吃掉了保监会。
• 此次改革，证监会基本未被触及。
二
为什么银监会保监会合并，而证监会却能独善其身？
保监会被合并早有迹象：2017 年 4 月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落马后，保监会主席职位空缺至今。当然，这只是合并的“迹象”，而非合并的原因。
银保合并而证监独立的原因是：
• 银监会与保监会的主要监管对象都是金融机构，在金融混业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两类机构的监管合并是顺应趋势。
• 证监会则不同：
1）证监会的监管对象不仅有金融机构（券商），还有上市公司、投资者；
2）券商虽然也是金融机构，但基本上都不属于“系统重要性机构”，这是与银行、保险的主要区别；
3）证监会的监管核心是信息披露，这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机构监管”有很大区别。
这一推理也得到了楼继伟发言的印证：
“在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以及自身风险匹配能力方面‘保险’和‘银行’有类似性，两者都管理自身的资本收益匹配、风险收益匹配和久期匹配。而证监会是管信息披露真实性，特别是管欺诈，属于投资消费者保护范畴，它对证券公司没有资本金要求。银保合并有相近性，而证监会不一样。”
这是理论分析，那么实践呢？
三
从国际上看，证监会独立与不独立的模式都有。英国目前的“超级央行”模式之下，没有独立的证监会；美国则在强化美联储职能的同时，保留了证监会。
为什么中国学的是美国而非英国？
• 英国属于“小国金融”，中、美都是大国金融，金融市场规模和复杂性更高。
• 英国的资本市场属于“外向型”，英国本身的经济体量并不是英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支撑因素；美国和中国则不同，美国资本市场虽然也是开放型的，但其根基还是美国强大的经济。中国要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应该学习美国而非英国。
另外，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不代表金融监管改革的落定。
下一步的金融监管改革依然有颇多看点：
• “金稳委”与央行、两会的关系：金稳委凌驾于央行与两会之上，且由副总理兼任，显然具有更大的能动空间。金稳委会具有多大的职能、人力配备？做实还是做虚？
• 金融修法：各个监管部门的权力，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法律的赋能。例如《证券法》争论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证券的定义”，这一定义直接触及各个监管部委的权力与职责划分。
• 人事安排：事在人为。虽然各个机构的职责是中央确定的，但在监管动态变革的大局中，博弈与争论是常态，因为各个机构“一把手”的个性、格局和能力，都会成为影响监管改革的因素。特别是围绕周小川的继任者，引发了空前的全球猜测，这本身就凸显“人”的重要性。
• 人大财经委：要实现宏观审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新型监管框架，现行的金融法律亟需修改，而操刀者是人大财经委。未来人大财经委谁会成为一线操刀者也是看点。
人大财经委吴晓灵是上一轮金融修法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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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数人没读懂国务院机构改革背后的深意
一
本轮大部制改革当中，有两个部门的设置非常新鲜，也最具划时代意义。
一个是国家移民管理局。整合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查职责，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机制。
另一个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整合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
国家移民管理局，以前是出入境管理，现在是移民管理，几个字之差，意味大不相同。出入境是边防管控的概念，潜台词就是看好国门。移民是服务管理，暗含海纳百川、喜迎四方来客的意味。
目前，中国制造正处于向中国智造转型的风口上，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临近，福耀玻璃、富士康等标杆企业跑向美国建厂更是敲响了警钟。
此外，中国自贸区已经形成了雁阵格局，未来还将全面开放。种种变化都要求中国改变以往以控制为主的管理机制，主动参与国际人才争夺。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这个部门，就是要在对外援助日益复杂和多元化的情况下，更好服务国家的外交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
目前西方世界正处于深刻的调整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日本陷入老龄化泥沼，老牌帝国闹分裂闹民粹主义，这是几百年来，中国崛起的极为难得的机遇，甚至可以说唯一的窗口。
组建国际发展合作署，改革援外方式，虽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却是有一笔经济账可以算：一是利于在构筑共同发展利益的同时，开启双边合作，打开目标国市场，并消解国内过剩产能。二是向世界展示大国担当和大国责任，帮助中国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以往的大部制改革，更多地是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下，为应对内部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如今更多是站在国际舞台中心的位置上，来应对外部的变化。
两个部门，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彼此遥相呼应，互为统筹，让我们看到中国开始全方位以“大国”标准审视自己。
二
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这个机构连国外也少有，其规格之高，令人深感意外。
这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不同于国务院的“其他机构”，其部门一把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任命的，地位不同一般。
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负责军队转业复员、退休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组织开展退役军人优待抚恤，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维护以及纪念活动等。
军人与国家的联系在行政上得到了明显强化。
一句话，放手干吧，你们的背后有国家。它体现了中国从军事大国向军事强国发展的决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军队将会更多地走出去，值得拭目以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甚至比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
在这次机构调整中，国地税的合并表明中央与地方将形成全新的格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的财税制度实行分灶吃饭，财政收益更多地留在了地方，导致中央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为了防止地方诸侯主义，中央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分税制，把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等几个小税种留给地方，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大税种则实行中央与地方共享，将大部头的财政收入拿上来，最后再通过转移支付，把钱洒下去。用这种方式指挥大象跳舞，进行全国调控。
这是中国改革的经典之作。没有当年那场改革，很可能就没有今日的中国。但它也留下几个病根子——
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积极性受打击，有时候政令不出中南海。
为了得到资源倾斜，地方跑部钱进，滋生腐败。
地方患上土地财政依赖度，整个经济被房地产绑架。
这一次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无非就是要理顺国税地税之间的关联，使得财政收入的转移更为顺畅。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一次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是要往哪个方向发力，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下放还是上收？
联想起近来中央不断吹风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最大的可能性只能是前者，就是下放更多的财权给地方，使得地方财权、事权相统一。请牢牢记住这一句话，这会是未来中国所有经济改革的逻辑原点。
基于这个角度，房地产税的出台就显得更为紧迫了，整个立法、落地的过程将会提速。只有新开这个源头，才能去代替土地出让金，帮助地方走出土地财政怪圈。
四
实际上，要读懂这一次的大变革，就必须读懂权威人士刘鹤发表在今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其字字珠玑，每个字都包含着深意。
比如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及，要在国家新闻出版光电总局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去掉了新闻、出版两个词。
很多人看不懂说，难道这是在两大宣传领域中，权力机关的存在感将弱化？
非也非也。其实刘鹤在文中就已经说了，在这场深刻变革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问题。要统筹设置党政机构，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配合着看，你就明白了。
此外，这篇文章还提及，加强和优化党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组织、宣传思想文化、国家安全、政法、统战、民族宗教、教育、科技、网信、外交、审计等工作的领导。
在这些领域，目前中央和地方都有机构/小组可以对应，唯独科技和审计比较欠缺。未来全覆盖的可能性相当大。
据刘鹤透露，与以往机构改革主要涉及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社会组织、事业单位、跨军地，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机构。
毫无疑问，国务院机构改革只是上半场，下半场是党的机构改革。
前者关系到执行力的问题，后者关系到治理模式的问题。
而下半场的改革无疑更为艰巨和宏大，它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的走向。
作者 | 刘胜军 旺角黄局长
来源 | 刘胜军微财经（ID：caijingknowledge） 智谷趋势（ID：zg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