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金恪KNOW | 洞悉财经大势，金手指GET
作为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张维迎一直以来都秉承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础范式，即主张将一切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去尽量营造自由化的市场环境。
解读市场经济
对于市场经济，张维迎一向不吝赞美之辞：“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很简单，即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就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说，利己先利人。例如，公司要获得利润，就必须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家要想有员工追随，就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员工想要维持家庭生计和改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以获取报酬。
或许有人质疑，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力量是技术革新。但有一个问题却不容回避：即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技术进步，为什么有的体制下技术会进步，而有的体制下技术就不会进步？而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充分激发人的创新活力，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技术快速转化为商业化的运用，从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曾经有着名目繁多的技术发明，但社会财富却在数千年中几无增长的重要原因。
所谓市场竞争，本质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更加高效地为他人创造价值？答案是陌生人之间基于专业分工的大规模合作。合作来源于信任，而市场经济的功效就在于市场不仅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还是一只“隐形的眼睛”，它监视着市场中的每一个主体，让它们时时刻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俗语说无商不奸，但今天的事实却是，市场经济发育越是充分，人们就会越重视自身的信用。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让奸商再无容身之地。
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三个基础概念：企业、利润和企业家。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责任主体，实际上是为消费者在选择时提供信任背书。而企业之所以能被信任，是由于所有权的配置和利润。所以，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制度，它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形态来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这一考核机制来追溯责任，并将企业家作为价值创造、责任承担和利润享有的最终主体，从而创建了一套人人对自身行为负责的自发运行的有效机制。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创新主体。但是在一个政府习惯干预的市场中，企业家却很容易堕落成权力寻租的套利者。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曾经总结企业家最为重要的两项工作：一是应对不确定性，二是推动社会的创新。但在完全发育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主要应对的是市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结果则是技术、商业的创新，而在非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主要应对的则是政策的不确定，并将主要精力放在一些制度创新上。
中国企业家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和政府博弈一直是最为困扰他们的问题之一，甚至有的企业家在关系营造和维系上的精力要超过他们投入到公司经营中的精力。在中国目前非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如今面临的最大困境。
市场经济需要独立自由的运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政府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有效地界定企业家产权、保护企业家产权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市场需要政府，但政府应当恪守“裁判员”角色，克服一切超越职责边界干预市场的冲动。简而言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当起到的作用简单而关键——保护私有产权。
理解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的恐慌丝毫不亚于当年上半年造成数十万人伤亡的汶川大地震，中国政府随之推出著名的“4万亿计划”展开救市。但正是这“4万亿”在后来引发了巨大的非议，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当时止住了经济危机，却毁了中国经济。那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经济危机？
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企业生产的产品无法被市场消化，造成企业对未来悲观，逐渐削减投资。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因此，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正确做法是介入市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居民消费，从而扭转经济的萧条势头。
凯恩斯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是由单一的产品组成的，这个产品就是“GDP”。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假设第一年消费60、投资35、净出口5，第二年投资减少了15、净出口下降了5，那么凯恩斯认为只要政府可以扩大内需，将国内消费由60增加到80，经济体马上就会从萧条中恢复。
但这种对需求的孤立理解造成的谬误显而易见：需求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投资的恢复。在几乎所有出现经济危机的经济体中，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存在一种结构上的错位，刺激消费带来的需求增长通常并不能被原先投资生产的产品满足。例如，2008年后无论我们如何刺激居民消费，都会发现上游钢铁、水泥等大部分工业品的产能过剩问题无法缓解。
与凯恩斯不同，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提出了自身的解释逻辑。他们创立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是由于政府实施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不断走低，信贷规模膨胀，才最终导致大危机和大萧条。
完整的逻辑链条是：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会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尤其是类似于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等其它成本的相应上涨，最终使得原来的投资无利可图；当政府无法继续实施扩张性政策、股票和地产泡沫开始破灭时，原来的资金由于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中，企业极易爆发资金链断裂危机，企业纷纷破产，大萧条由此发生。
因此，奥地利学派提出：越是危机就越要自由化。政府救市只能延缓危机，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让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类要素市场彻底自由化，才能让市场向各类主体发出正确的信号，让消费和投资同时归于理性，从而消灭危机诞生的源头，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健康有序的增长。
把脉未来发展
放眼未来，中国将从人口大国重返经济大国地位。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需要注意的是，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回归到内需驱动，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内需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全球化”市场。与此同时，企业需要摆脱过去对低成本资源要素禀赋的依赖，通过产业创新与整合实现向高附加值创造的模式升级。中国应当坚定市场经济信念，警惕“国进民退”，将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 | 夏宁敏
来源 | 长江商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