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宏观】稳增长阶段“三驾马车”的经济贡献分析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亦存在差异，且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中国进入稳增长的历史新阶段，对应“三驾马车”自身的动能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逐渐显现新的特征。

一、历史回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在2000年之前的时段内，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数据显示，1978-2000年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63.64%、28.29%和8.07%。

进入21世纪后，经济情况发生了新的再平衡变化。

在第1个十年里（2001-2010），消费的年均经济贡献率录得48.4%，较前值（1978-2000）大幅下降16个百分点，对应的储蓄率持续高涨，而投资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依靠储蓄支持，从而储蓄率上升推动了投资快速增长。数据显示，当期投资的年均经济贡献率高达55.6%，较前值（1978-2000）大幅提高27个百分点。显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由消费切换至投资。另外，得益于加入WTO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时期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2008年经济危机除外）。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在转变为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中美围绕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领域的争论和摩擦也开始出现。

在第2个十年里（2011-2020），剔除疫情爆发的2020年来看，经济结构经历了重新调整，消费占比重又上升，储蓄和投资占比随之下降。最终消费中，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占比上升明显，而政府消费占比相对稳定。2011-2019年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在60.12%，投资（20.13%）和净出口（2.23%）的贡献显著下降，经济驱动的主导力量在此时段再次切换回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再是以外需、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已占据主导地位。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一切，消费增长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从增长贡献来讲，202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为-6.8%，拉动经济下行0.2个百分点，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2021年，消费呈现报复性反弹和复苏，经济贡献率录得+65.4%。尽管如此，消费增长的后续潜力和持续性显然并不乐观，主因其受疫情常态化下消费场景受限、居民平均收入下降及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多重压制。

在此阶段，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边际支撑，但这其中，更多的是基建和制造业发挥作用，而并非被市场寄予厚望的房地产。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消费和投资的2年平均经济贡献率分别录得29.3%、47.6%。另外，净出口的同期平均经济贡献率录得23.1%，远超2001-2010、2011-2019两个前期时段，成为超预期的经济亮点和增量驱动。这与疫情后的国内外经济复苏节奏和供需错配现实有关。

二、现实及未来思考

遵循历史规律，当某个国家的经济进入较高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其经济增长通常即是由消费主导而非投资，且是高水平的消费主导型经济。换言之，步入高质量发展或发达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规律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率显著下降，但其对增强创新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的作用则显著增强。

事实上，如下图所示，现实来看，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下降和稳定至20%左右的水平，相较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率显著高企，仍处于投资驱动经济的发展阶段。其背后的机理在于，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或经济发达阶段，投资或资本具有“高能性”，相比于投资驱动经济的阶段，在高水平阶段，投资的少量增加由于其规模效应大及质量的显著提高，能创造更多的GDP。这样看，投资增速的放慢、投资率的下降，便意味着单位投资创造的GDP增多，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

然而，对中国而言，当前的经济情况并不正常。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居不下，基本保持在43%左右的历史高位。而疫情以来，消费持续羸弱的背景下，经济持续依靠投资托底，这是相对被动的选择。而且，投资中最大的分项——房地产的发展进入谷底，主要倚靠的基建和制造业，这可能导致高投资、低成效，事倍功半的境地。

事实上，我们在2022年屡次见到，聚焦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政策宽松，显然并未引致符合预期的经济刺激效果，边际效用不强。

概括而言，经济增长包括量与质两方面，消费决定增长率，投资则决定增长质量。投资是面临外部巨大冲击时短期稳增长的“杀手锏”，但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常态化稳增长的“主导因素”。相反，消费是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在稳增长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核心问题是经济动能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