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明接受羊城晚报全媒体栏目“青听·非凡十年”专访：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羊城晚报：成立七十多年来，中交四航局一直担任华南基建先锋的角色，逢山开路、遇水修桥，见证了改革开放桥头堡城市群的崛起。您能否介绍下四航局是如何深度融入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过哪些重大历史工程？

李惠明：四航局成立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兼任四航局首任局长，他带领四航人用七个月时间完成了海珠桥修复，打通了广州南北交通大动脉，完成了黄埔港、广州造船厂等一批开创性重点工程，参与建设了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深水海港——湛江港，打赢了全国首座万吨级船坞——文冲船厂1号坞大会战。

1973年，四航局贯彻落实周恩来总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指示精神，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先后建成文冲船厂2号坞、湛江油码头等国家重点工程，建成了14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为改变华南地区港口面貌作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四航局以改革先行者、特区拓荒牛的姿态，成为首批进入深圳特区的施工企业，点燃“蛇口第一爆”、创下“四分钱惊动中南海”的壮举，建设了蛇口工业区第一座货运码头、第一座客运码头、第一栋招商引资的工业厂房、第一条康庄大道、第一座自来水厂，并圆满完成深圳和平路、建设路、解放西路扩建等重点工程，助力特区实现从“边陲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的转变。二十世纪80年代，我们还参建了大陆第一座高架桥——广州人民南路高架桥，参建了我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90年代，参建了大陆首条过江沉管隧道——广州珠江隧道，参建了我国第一个填海造地而成的机场——澳门国际机场人工岛。

进入新时代，四航局深度参与交通强国、海洋强国等战略，不仅打赢了港珠澳大桥、蒙内铁路、远海工程“三大战役”，还在深中通道、广州南沙港四期等重大工程建设中接续奋斗。

羊城晚报：从四航局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交通基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惠明：交通是“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首先，交通基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就拿港口经济的“乘数效应”来说，四航局参与建设的深圳港盐田港区、广州港南沙港区不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临港产业集群，使广州深圳在大湾区的“双核”地位更加稳固。同时，依托广大海陆腹地，区域间资源流通效率大大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此外，粮食能源等码头建设，也为保障区域发展安全提供战略性支撑。

其次，交通基建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广东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我们投资建设的开春高速、广连高速对促进粤西地区、粤北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带动作用，对广东省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羊城晚报：四航局具有毗邻港澳地区的地理优势，在服务港澳方面，四航局有哪些作为？未来四航局计划如何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

李惠明：四航局早在1991年就在澳门承建了当时亚洲最长跨海大桥——澳门友谊大桥。1992年又承担了中国第一座海上人工岛机场——澳门国际机场人工岛岸线等施工任务。此后，四航局在澳门的业务进一步拓展到轨道、市政、港口等方面，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时期，四航局在香港市场的开拓力度加大，参与建设了机场第三跑道扩建工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桥项目、综合废物管理设施一期项目等，为香港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非常重视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生态环保等是重要着力点。四航局将深刻把握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深耕华南区域，通过更高水平的属地营销和市场经营，将四航局的发展路径与大湾区的经济民生、城市建设、产业结构等深度融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中交集团“入湾”战略导向，实现四航局全面“融湾”。同时，四航局将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潮流，不断优化业务结构，聚焦城市轨道交通、市政工程、智慧城市、生态环保等业务，锤炼四航局在城市的市场经营、开拓和运营能力，实现四航局高效“进城”。

羊城晚报：四航局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企业之一。过去十年，四航局更是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项目建设。能否请您介绍四航局在海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优势？

李惠明：首先是我们具有先发优势。早在1959年，四航局就派出10名技术骨干，远赴越南，支援造船厂等工程建设。1979年，四航人再赴海外，建设马耳他马尔萨什洛克港防波堤项目，成功参与实施了新中国“走出去”的首个大型援外工程。1995年起，“海外优先发展”逐步上升到四航局战略层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四航局主动扛起“走出去”大旗，先后参建了科伦坡港口城、沙特吉赞、马东铁等旗舰项目。走出国门，经略海外，为四航局带来了丰硕的经营成果，经营版图拓展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覆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节点，充分展现了四航局全球化发展的实力。

其次，我们创新经营模式，盘活供应链上下游关系，与有实力的中资企业“搭船出海”，共同推进海外项目落地，成功中标越南海上风电项目、缅甸蒂洛瓦船厂、吉布提国际隐士酒店等多个项目。“十三五”期间，四航局进一步挺进中高端领域，承接了沙特吉赞项目、肯尼亚 KOT 油码头项目、加纳 LNG 码头工程项目等。与此同时，我们的国际营销管理体系日益成熟，针对国际市场营销、海外投标、海外经营性分公司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让海外经营工作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过程可溯。

羊城晚报：中交集团是交通强国建设标志性工程的主力军，主导了许多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在四航局参与过的超级工程中，最有挑战性的是哪个？

李惠明：我认为是港珠澳大桥。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世界最大规模的钢结构桥梁、世界最长海底隧道……其实，在项目启动前，国外权威专家一度认为，中国不可能造出如此超前的桥梁，特别是沉管隧道。时任中交集团总工程师林鸣曾带领岛隧团队去往韩国釜山-巨济跨海通道考察时，对方只让在三四百米开外的海上驻足观察，在与欧洲一家顶级工程咨询公司商谈沉管安放技术时，这家公司开出1.5亿欧元的咨询费，而且还买不来核心技术。这也坚定了大桥建设团队走自主研发之路的决心，攻克这一世界难题。

在这个过程中，四航局挑战了很多“不可能”，比如我们在珠海的一座荒岛上建起一座56万平方米、世界规模最大的超级沉管预制厂，承担了全长超过7公里的岛隧工程中33节沉管的预制工作。岛隧工程是整个项目的控制性工程，33节沉管只要失败一节，就意味着整个工程失败。

另外，我们为了保证大桥使用年限长达120年、攻克深海沉管滴水不漏的难题，四航局科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反复试配了100多吨混凝土，用坏了5个试验用混凝土搅拌机，才成功研制出“不开裂的超级混凝土配方”。

羊城晚报：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四航局越来越多地强调自身投资商和运营商的定位，打造了“广州之窗”这样的城市综合体项目，这是否意味着四航局在尝试从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向上游迈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李惠明：四航局对城市综合体开发探索力度这几年是持续加大的。刚刚您提到的“广州之窗”是四航局探索自有土地开放，并逐步形成四航特色开发模式的典型项目，是集总部办公、商务会馆、商旅会展、高端游艇码头、展示展览中心及江景主题公园等复合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南端新地标和总部经济集聚区，对带动广州城市品质升级具有显著作用。

再说投资业务，早在2003年，四航局率先涉足投资业务，实施了中交首个投资项目——湘潭莲城大桥。2005年，对投资业务进行战略布局，重点投资路桥和水工项目，投资建设了广东广明高速、重庆李渡大桥等项目。2011年，以“滚动开发”模式，开发了重庆铜合高速、湖北通界高速、贵州道安高速等项目，加快拉动主业发展。此后，主动把握社会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发展良机，推动重庆忠万高速，广西贵隆高速，广东广连高速、开春高速和重庆万州新城等大型项目落地，为四航局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提升发展质效注入了澎湃动力。

广州之窗商务港是广州市地标性建筑、被誉为“城市雕塑”，目前已建成A区、B区

之所以会发生转变，有三个层面的考虑。一是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越来越少，而是希望将交通、市政、房建、产业等一揽子统筹考虑，交由投融资能力强、服务能力突出的市场主体去实施，这对企业自身能力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从中交集团层面看，2013年，中交提出打造“五商中交”，即建设全球知名的工程承包商、基础设施综合投资商、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特色房地产商、海洋重工与港口装备制造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和目标，四航局也承接“五商中交”战略，立足自身实际，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发展成为国内一流、面向全球的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工程承包商、特色投资商和资产运营商，加快了由“工”到“商”转型步伐。三是从企业自身层面来看，我们继承了岭南文化开放务实的一面，在企业经营上一直坚持的是“运营质量优先”，顶住了传统水工、路桥市场萎缩的压力；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洗礼，在敢为人先、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引领下，大力推动“业务相关多元”，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投资与工程承包业务融合，扎实推进轨道交通、综合管廊、地产开发、水环境治理等新业务经营开拓，形成了具有四航特色的专业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下一步，我们将在“三核五商”新中交指引下，在延续工程承包商、特色投资商的固有功能基础上，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升发展层次，强化城市建设、城市运营、产业运营等功能，向城市发展商迈进，打造融合工程承包商、投资运营商、城市发展商功能于一体的升级版“三商一体”，高质量打造“责任四航、创新四航、品质四航、价值四航”，努力建设成为业界领先、富有活力、受人尊敬的国际一流工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