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级风景名胜 l 闲谈东湖生态与文化价值的提升

东湖曾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2014年因城市扩张，同城的汤逊湖跃升为第一，东湖因而退居第二。

东湖水域辽阔，港汊交错，湖光山色。水面32.5平方公里，是西湖的6倍，最宽处28公里，最深6米。一百多年前，与长江和其他湖泊相连，因水患频繁，1899年张之洞修筑武金堤和武靑堤，并设武泰闸和武丰闸与长江和其他湖泊分离。

东湖被誉为“绿色宝库”，有5大类鸟类在此栖息，其中有2种濒危鸟类，鱼类39种。东湖是武汉为数不多的5A景区。

“绿心”的概念出自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绿色中国，魅力中国,构成完整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当然要依赖于“中国绿心”的打造。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战略，设想把长江中游四省会城市打造成“中国绿心”。即在湘、鄂、赣、皖，利用“一江两湖”（长江、鄱阳湖和洞庭湖）充沛的生态资源来塑造国家绿色发展的典范。武汉的绿色发展，围绕“一轴、一心、一山、三城、百湖”展开。其中一心，就是把东湖打造成武汉的城市绿心。

城市绿心，是城市与区域层面的大型生态绿地。既是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又是彰显城市特色，让市民感知自然的游憩场所。

绿心，应该是绿色心脏的形象比喻。早年，在主持中山公园改造的时候，也曾听到把中山公园比喻绿心、绿肺的说法。把绿色空间比喻成人身体的心肝肾肺，这足以证明，绿色在当今人们心中的重要。中国人似乎更习惯用形象的比喻来唤起人们对某事物的重视和参与，比如，联合国倡导“弹性城市”，到中国就变成了“海绵城市”这种更形象的比喻。

不知道“城市绿心”是否源自“景观城市”这个概念，据说，这概念最早由园林学者孙筱祥提出。他说，12世纪西湖，这半人工半自然的风景，就是南宋国都临安的城市园林。18世纪，英国工业病泛滥，公园是有效缓解疾病的解毒剂，是城市的绿肺。1873年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落成，纽约就好似装了一颗绿色心脏，1898年英国学者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绿心逐步在人们心中与城市建立了联系。

19世纪中叶，纽约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扩张。1850年，新闻记者威廉·布莱恩在《纽约时报》发起倡导公园建设运动。几年后，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威特•奥克斯设计的中央公园开始建设，历时15年落成，成为世界首个城市公园。

只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央公园，为何被称为是世界首个城市公园？从直觉上，世界超过150年历史的旅游胜地似乎数不胜数，如北京中山公园，作为明清两代的社稷坛，历史应该远超百年！这正好解释了，在中国各大城市为什么都有一处中山公园的原因。其实，一百多年前除了宗教园林，在中国并没有供大众游览的公共绿地，是辛亥革命后，才逐步把部分皇家或私家园林辟为公用，为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因而才有了各式各样的中山公园。

奥姆斯特德被誉为现代景观之父，因中央公园促生了现代城市规划和现代景观设计专业的诞生。因此，2006年奥姆斯特德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100位人物之一，位列49位。奥姆斯特德不仅影响了美国，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中国不少房地产项目，都喜欢以“中央公园”为卖点。随便在网络搜索“中央公园”的字符，出来的首先都是各式各样冠以“中央公园”的楼盘。

这是谷歌地球上的截图，尽管努力调整了画面，但看上去总没有想象中优美。虽然，中央公园作为纽约的后花园，不仅是纽约市民休闲、游嬉的场所，更是世界各地游客的旅游胜地，徜徉其间，或许也美轮美奂。但俯瞰全貌，却像城市贴上的一片膏药，与城市肌理格格不入。也许这正是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弊端。

现代主义理论通常把景观等同于自然，而自然与城市二元对立。认为建筑是积极的，自然是消极的，景观是随意没有结构、无法用数学描述的不规则的东西。

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西耶把景观只作为建筑和城市的背景，他的设计把景观简化成一面垂直的屏风，是调节视觉景深的画框，景观只是美化和装饰建筑的填充剂和调味品。

虽然，奥姆斯特德大大提升了景观在城市中的地位。但他仍认为景观与城市是二元对立的，公园只是绿色、田园，浪漫的画意空间，是休闲、游嬉的场所。公园被看作是拥挤城市的避难所，景观设计，只是把郊野自然的某种元素“复制”到城市之中。一个健康的公园被一个不健康的城市所包围。在设计中央公园时奥姆斯特德说：即使公园周围的建筑将高出长城几倍，但处在公园之内仍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他强调公园与城市的隔离。

类似观点，伊安•麦克哈格在区域尺度同样把城市与自然二元对立。他著名的“千层饼”叠加分析法，也只能叠加自然因子，而无法叠加城市的人工结构。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约翰•哈布瑞肯说：20世纪初期，现代主义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城市和区域景观，21世纪若能产生一种新的城市理论，将从中国及亚洲这个区域的土壤中萌芽。

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中国在遭遇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汤因比说：文明是源自于适度的挑战。过去我们一直以追赶者的身份，埋头踏着别人的脚步狂奔，现在，当我们抬头往前看，在很多领域，前面似乎已经没有了带头人，我们已不得不面临前进方向的问题。城市到底需要怎样的公园和绿地？绿地又怎样融入到我们的城市和生活？

未来公园不是城市中带有围墙的花园，城市将成为公园

——库哈斯

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钱学森的山水城市，以及后来不断涌现出的园林城市、文明城市、海绵城市等，这说明，人们总在不停探索与当下不同的城市。正如人们调侃的：不像城市的城市才是最好的城市。

景观城市，是基于生态原理，有厚度的，由集聚的斑块组团和层叠的廊道网络构成的不断变化，有生命的场域。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不可避免要组织大尺度的人工设施，几何形态的空间结构，通常会阻断自然的进程，抑制自然系统的发挥，从而导致城市空间形态与生态系统的不匹配。把城市几何空间嵌套于基地的自然结构，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得以与各种生物流动交错互动，让生物移动、水文过程得以正常进行，这种由人工的灰色设施和自然的绿色结构整合而成的景观，就是一种生态过程的发生器。

基于这样的理念，詹姆斯•科纳设计的深圳前海新城，将18平方公里的基地，划分成6个易于掌控且各具特色的区段，与海岸连接。5条超尺度水体走廊，设计成一系列梯形湿地，用以过滤地表径流、调控雨虹、净化水质，成为物种多样性的载体，各具特色的空间形态也是彰显个性的城市符号。

生态性

不是只看上去自然，有大量的花草树木，而是能持续为城市提供必要的生态服务。比如，提供多样性生物栖居的空间，降解城市污染物，防风固沙、雨洪管理等。

开放性

不只是打开围墙，对市民免费开放。是能为各物种迁徙、交流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是具有内在和外在联系的开放系统，能让自然过程顺利进行。

可达性

也不是建立一套分级的交通系统，只为人流、车流和物流提供方便，更应建立生物与环境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通道。

功能的复合性

就是用内在的复杂性去构建一个外在的简单。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性灾难，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内在单一目的叠加形成的。比如，仅以道路、立交桥去解决城市拥堵，结果城市往往变得更加拥堵且脆弱。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却不是最大，且荒漠分布又很广，人地矛盾历来凸显。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多少是以生态环境的退化为代价的。因此，探寻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环境、恢复生态”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你感觉到重要，就能把事做得更好。

生态，作为当今社会各界竞相使用的高频词汇，是人们说的最多又思考最少的东西。诸如生态修复、生态旅游、生态食品等词汇在生活中不绝于耳，甚至在电器商城都见到被称作是“生态电视”的商品。当今，但凡是美好的东西，似乎人们都希望冠以生态的称号。但是，这就像所有的高频词汇一样，越是叫得响的东西，人们越是容易漠视使其空心化。社会越是倡导的东西，越证明本身的缺失。

生态是物种的生存和发展与物种间的发展关系和生存条件。生态其实是一种相互关系，是基于物种多样的动态平衡系统。系统中包含着种种隐秘复杂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里面的复杂程度往往会超出人的理解能力。

100多年前，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学演讲，他讲述了一个奇特的因果关系：英国老姑娘增多，英国牛奶产量增加。也就是说，独身女人越多，牛奶产量越高。这初听起来荒诞而滑稽，难道英国的老姑娘能够产牛奶不成？

赫胥黎通过研究发现，英国独身女子喜欢养猫，也许是排解孤独，她们往往还会饲养多只。猫一多，田鼠就少，田鼠少，一种叫丸花蜂的数量就多，因为田鼠爱吃丸花蜂的蜂卵，丸花蜂大量到红三叶草上采蜜，使得红三叶草的数量增加，于是奶牛的食物因此增多，红三叶草中还含有利于奶牛分泌奶汁的激素，因此牛奶产量增加。由此可知，在一个复杂的因果链条中，要保护或消灭的对象往往与对象本身并不直接相关。

生态保护，这话说起来轻松却做起来不易。因为，大多数情况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真正要保护的是什么？比如，我们要保护树木，看见一个七星瓢虫在啃食树叶，凭直觉，当然是把它消灭，且应斩尽杀绝。可一旦把虫灭绝，就会发现原栖居在树上的鸟也没有了，因为鸟没有的食物。没有鸟，当然也没有了鸟屎，没有鸟屎，就等于阻断了树木的营养。这样看来，伤害虫似乎就等于在伤害树。所以，在当今社会，人们以生态的名义做着破坏生态的事情屡见不鲜。

标本保护

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东西，通常最容易做到的是标本式保护。就是把已经死去的东西通过化妆和修补做成生前的模样，定格泡在密封的福尔马林容器，尽量保存更长时间供人瞻仰，这样的保护，只是为后人留个念想，为某种历史研究提供些佐证。

活体保护

就是划定一定的区域，营造一个保护对象的类生活环境，杜绝一切外部不良因素的干扰，让脆弱的生命在一定范围得以延续。如熊猫保护区和某些传统文化体验园。虽然保护的是活体，但生命不能在新的环境下实现升级换代。

生态保护

是基于生态原理，通过人工手段还原自然的结构，让人的意志融入自然的进程，寻求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途径。

随着生态意识的加强，人们逐步开始以系统思维来处理问题。比如，某些学者和专家，他们极力推行，通过生境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工程的可能。就是通过对自然的悉心观察和提炼，精心配置动植物的比例，通过物种的相生相克关系实现系统的平衡。这种听上去合理，但其核心仍然还是基于控制的特创论思维。所以，大概率事件应该还是事与愿违的努力。

实验的结论

这样的方法无法实现预期的结果。恢复生态当然需要人工的干预，但自上而下，采用中央强控制手法设计的这片草原，因人的认知无法穷尽形成这片草原的所有要素，因而，预料之外的现象无法避免，而自以为是的完美设计，缺乏必要的适应性，结果当然事与愿违。

生态是长出来，不是组装出来的，生命体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演化，有变异的特征。系统中一些暂时出现的关键要素，并不一定是最终系统的组成部分。

人除了常过高估计自己的创造力，比如，人定胜天；还常过高估计自己的破坏力，以为生态退化都是人的活动所造成。工业革命的确加速了生态的退化，但造成包括我国甘肃、新疆和内蒙在内的非洲大面积土地的荒漠化，却不是人力可及的事情。

大约在300万至500万年前，南美大陆向北美大陆靠近。两个原本分离的大陆出现了一个细长的陆桥，就是巴拿马地峡，因此太平洋与大西洋被分离。低纬度地区的东北“信风”将大西洋上空的水蒸气不断吹向太平洋的上空，形成大量降雨。久而久之，太平洋的盐度下降，与太平洋连通的北冰洋的盐度也开始下降，海水盐度下降意味着海水冰点提高，致使北冰洋被冰覆盖的面积迅速扩大。

冰帽扩大一方面使大量的水被固化，造成降雨量减少，与此同时，冰帽扩大使太阳施加在地球的热量被发射回太空，地球气温下降，而气温下降又进一步导致冰帽的扩大，进一步让地球变冷，降雨量减少。这导致了非洲东部赤道附近大片雨林的锐减，很多原本是雨林的地方逐渐蜕变成为稀树草原。

在雨量总体减少的大背景下，热带雨林向稀树草原，再由草原到沙化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在不切合自然趋势的环境下，企图恢复原貌，再现“绿洲”的想法，其实仍然是“人定胜天”的思路。

当前，社会各行各业都面临转型的问题，转型不是这里没鱼了，换个有鱼的地方钓鱼这么简单。气候发生改变时，就像竹子开花一样，这里竹子开了花也表示所有地方的竹子都在开花。因此，这里没有了鱼，很可能预示着所有地方都没有了鱼。商业领域当前流行“目标、结构、算法”的说法，而演化算法被人们推崇是最为靠谱的算法。

保护生态，核心是保护或重构一个生态结构，不只是营造局部位置草长莺飞，花草繁茂的生态景象。

景观途径的生态保护，是让个体与整个区域联动发挥协调生态功能。传统工程建设目的，通常只针对某一个体问题。例如，要停车就把地面硬化；要方便人的活动就筑堤把水和人硬性分割。自然肌理逐步被分割成互不联系的碎片。

生态恢复不是简单在某个典型的地段营建一个生机盎然的假象，而是模仿自然把人工结构叠加到自然基底，还原自然原有的生态结构。将不同生态单元按梯度融入城市现有和开发的环境之中，将大大提升城市的整体生态效能。

像素化

在支离破碎且绿地稀缺的区域，通过零星且不规则的绿地进行分散的生态功能营造。

嵌套

在人活动频繁，需要大量硬质地面的开放空间，嵌套具有生态功能的绿地。

集群

把不同功能、大小不一的生态单元连接起来，发挥系统的生态效能。

联系

与大尺度的自然体系，如河流、湖泊和湿地建立联系，以此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提升是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前提下，让资源的效率最大化，就是把特定的东西调配到最适合的场所之中。这个协调的过程就是设计，是在既成资源，以发现为基础的创造。

提升设计，设计师要扮演一个非专制者的角色，明确设计师对场地的贡献只是其发展过程中诸多影响因素之一。设计不是建立在最终的解决方法上，而是提出问题、播撒种子、构建策略，提出潜在发展的可能。

过去，但凡提到全面提升，通常的手法都是大拆大建。在“武汉，每天不一样”这种急切的催促声下，我们总在焦躁匆忙中寻求改变，可回头看，我们急着改变的东西，可能正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恰恰是不易改变的东西。这种不易改变的东西，是人与自然长期打交道积累的生存智慧所形成的文化决定的。过去描述武汉是，九省通衢，江汉朝宗。前面是地理环境，这是无法改变的；后面是武汉人以水为友的生存智慧，这是不应该改变的。

所以，我们当今仍要向“大禹治水”的精神学习，我们只有首先成就了自然，让江河归海去朝见了天子，自然就会回馈我们一处芳草稠密且充满诗意的家园。

城市景观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提升，最终都会归结于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提升。

用工程思维，比如建多长的绿道，修多宽的马路、扩建多少的植物园等，的确能快速改变东湖现有面貌，但这只是快变量的增长。对于城市系统而言，快变量的增长只体现短期的繁荣，只有努力促成城市慢变量的增长，才代表社会发展及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影响城市发展的诸多慢变量，包括城市文化、科技创新，生态功能等，才是影响城市系统的关键因素。

决定东湖生态质量的慢变量

构建物种多样性的载体，就是力图用生态的手法缝合破碎的城市肌理；

提升降解城市污染的能力，通过系统的生态结构及适应性技术的运用，构建生产——消费——还原的闭环；

调节雨虹增加城市弹性，运用分解、滞洪、存储和降解等技术，缓解雨虹流速、促进净化、渗透和消解处理被污染的径流，就是以低影响开发的思路建立城市的海绵系统。

创建世界级风景名胜，关键是提升东湖的名气。景色优美、地位独特，或者发生过某重要事件、有著名的传说，这些对风景名胜当然重要。但名胜的关键是“名”，就是要有名气，有名气就要依赖于人的谈论和传播。

传统名胜的传播途径主要依赖于诗词歌赋，比如，黄鹤楼、凤凰台、滕王阁、岳阳楼等，都是因古人的名句名篇得以声名远扬，经久不衰。换句话说，名胜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是一种认知的共识。

比较武汉的两个5A景区，东湖占地80多平方公里，黄鹤楼仅占据蛇山头，如果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显然黄鹤楼的“性价比”更高。不少人也许不知道武汉，但却熟悉黄鹤楼，这都因黄鹤楼有个“天下第一楼”的美称，而天下第一又因崔颢的名篇《黄鹤楼》。

被称为“中国名楼”的风景名胜，其实都有相应的千古名篇作内涵支撑，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何唯独黄鹤楼敢称天下第一？这就要从诗坛著名公案——李白黄鹤楼搁笔说起。

传说，李白到黄鹤楼观光游览，见到了满目景色，于是诗兴大发，可登楼却见到崔颢的题诗《题武昌黄鹤楼》，他即佩服，又不甘心。感觉再写黄鹤楼，很难有人超越崔颢了。于是无奈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李白不是轻易服输的人，直接写黄鹤楼不行，他就换个地方比试。于是到了金陵的凤凰台，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与崔颢较量。

崔颢的《黄鹤楼》虽被誉为是七律之首，但以格律诗的通常格式判断，对仗、韵脚似乎并不工整，而且前三句“黄鹤”一词重复出现了三次，这似乎是格律诗之大忌？也许正是这种在规则中的创新，更让《黄鹤楼》名声大噪。李白几乎按照崔颢的模板做了一次填词游戏，除了模仿也试图超越。

格式和韵脚一样，都以一个神鸟开头，崔颢前三句用21个字，重复了三次“黄鹤”；李白同样重复了三次“凤凰”，却只用了14个字，这多少有点炫技的意味。结尾，崔颢抒发的是乡愁，李白扩大为对江山社稷的惆怅，显得境界更为高远。

李白与崔颢的诗词竞赛，虽无关胜负，却让黄鹤楼的名气更加声名远扬。自唐后一千多年，黄鹤楼历经兴废，崔颢为人们塑造的认知共识从未消失，也就是人们心中的黄鹤楼一直存在。黄鹤楼风景，很难说就是天下第一，但是因为崔颢的诗，它就成为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我们再把西湖和东湖做个比较，其实，经过持续绿道建设后，东湖已不乏令人惊叹、引人入胜的秀美景色。只是，面对美不胜收的景致，我们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表达，情急之中，不少游客只能干喊几句：超美，看一眼就醉了！而同样情景在西湖，人们随便可借用诸如，“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或“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诗句来纾解心中块垒。

人们之所以追求诗意生活，是因为诗具有创造性，诗能以超出字面本身的意义，用更大信息量来抒发情感，从而让人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问题是，东湖毕竟没有作为“国都”城市园林的历史，不可能像西湖那样，能够留下大量迁客骚人的足迹，我们即使牵强附会寻找些名人的诗句，由于没有更广泛传播途径，仍然无法形成认知上的共识。不过，认知共识并不局限于诗歌，文化的认同感也同样可让东湖声名远扬。

文化不只是历史，所谓文而化之，文化是在共同价值观下人们的行为习惯。作为面向未来的城市景观营造，能唤起更多人持续参与的文化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的塑造过程。东湖完全可以利用其独特的环境优势，把东湖作为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地，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在新时代实现升级换代。

东湖有“梅园”、“荷花园”和“樱花园”等优质的资源，改善物质环境提升人们的观赏体验，当然很有必要，与此同时努力提升专类植物园的文化内涵却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中国传统文人，习惯托物咏志，就是通过特定对象的内在品质来寄托人的志向。比如，梅花，象征高洁、坚韧，凌寒独立、傲骨幽香等精神；荷花，寓意和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低调中显高雅；牡丹，高贵，典雅，国色天香。樱花，虽然更受我们的邻国日本人推崇，并非中国传统文人颂吟的对象，但它毅然决然，来去匆匆的气质，盛开让人心醉，凋谢让人心碎，这种樱花情结，能够唤起人们珍视生命之间的情感在世上彼此短暂相遇的喜悦。生命原来是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

悉心从植物拟人格化的品质，塑造人的认知共识，人们再见到了美景，内心就会被触动，这时人们的反应就不再只是，美极了，看一眼就醉了这样苍白的喊叫，心中就会涌起要分享和传播的冲动，因此会引起相应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