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亚次大陆以语言和文化的多元著称，英印殖民政府寻求通过一种官方语言，在统治者和印度本土社会之间达成较高程度的"交流和理解"，以实现稳定的殖民地管控。在19世纪旁遮普省的诸多本土语言中，乌尔都语是具有较强政治特质与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社会语言。旁遮普位于西亚和中亚突厥穆斯林征服次大陆的陆上通道，地理位置特殊且重要，语言、宗教和族群复杂多元。与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地方语相比，旁遮普人的母语旁遮普语与乌尔都语有着极高的语言相似度。这些因素促使英印殖民政府将乌尔都语作为旁遮普省的官方语言进行推广。英印殖民政府在教育、司法、新闻出版、公务员考试等关键领域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凸显了其语言政策的政治实用主义倾向。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推行乌尔都语政策，历经数十年的分阶段实施，不仅为英属印度殖民统治提供了服务，而且在现代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乌尔都语教育体系、司法机构建设、新闻出版业以及政府人员招聘等方面，留下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南亚研究通讯特此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南亚地区以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而著称。为了有效和稳定地统治和治理这样一个面积广大和文化差异巨大的地方，英印殖民地政府聚焦印度的本土语言文化领域，在19世纪中叶，推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本土白话推广政策和实施办法。
国内针对乌尔都语的研究鲜有涉及英国殖民时期乌尔都语推广政策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独立运动时期及独立后在国族认同建构中的角色，以及作为国语的政策执行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本文通过扼要分析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推广乌尔都语的政策考量，阐述其在教育、法庭、报刊、公务员考试等领域的具体政策及其实施，解读语言在政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对后殖民国家制度构建的影响，并思考语言研究与国别区域研究之间某种视域上的学术关联。
一、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推广乌尔都语的政策考量
语言是现代民族国家身份构建和治理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殖民地政权的语言政策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全方位考虑之上的，目的是在维持殖民地现存阶级关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榨取经济剩余，建立欧洲白人精英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文化主导地位，并将欧式生活方式作为示范，在殖民地推广和普及，以使土著人口仿而效之。19世纪中期，英印殖民政府决定在南亚次大陆推进统一使用某一种本土语言，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的一项稳固殖民统治的战略，有其明确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个语言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不改变殖民地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并争取与殖民地本土文化达成最大限度调适的基础之上。
1837年，东印度公司宣布以印度本土语言取代波斯语的官方语言地位。殖民政府围绕本土官方语言选定，征求旁遮普省下属各专区的意见，旨在选定"一种适合用于法庭和公共事务处理的地方通用白话"[2]。东旁遮普地区建议使用乌尔都语，西旁遮普地区坚持使用波斯语。1849年，英国从莫卧儿王朝手中割占和接管了旁遮普省，即刻宣布实行两种官方语言并存的政策，即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均作为旁遮普省的官方语言。1854年，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颁布法令，废除双官方语言政策，只留下乌尔都语作为旁遮普省的官方工作语言。新法令还规定，殖民政府所有文官必须通过地方语言的考试。
（一）英印殖民政府选定乌尔都语作为殖民地官方语言
语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权治理功能，是权力结果的体现。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认为，语言的统一可以使统治者更加明晰、简化和有效地控制国家。[3]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1970年就职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讲演中，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哲学命题。他认为，话语既不是说话者主体的单纯客体，也不是说话者主体自身的一部分，而是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19世纪英属殖民地政权南亚地区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践证实了这一命题。密西根大学的克丽丝缇•梅丽尔（Christi Merrill）教授以南亚文学和后殖民地理论为主要研究领域，她认为，南亚的多语种状况必然会对19世纪英国的殖民地政治治理产生重要影响。[4]
17世纪伊始，随着英国人来到次大陆，英语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贸易中逐渐得到应用。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赋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地的一系列权力，其中包括使用英语管理驻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及其贸易以及与印度土著的关系。从此，英语在印度殖民地作为沟通媒介而逐渐传播开来。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殖民地出现了最初一批懂英语的本土印度人，其中的多数是出于谋生之需，在与英国人打交道中学成的英语。1835年，东印度公司首任总督威廉•本廷克（Lord William Bentinck）提出了英语教育方案，主张将英语作为殖民地教育的媒介语言。到19世纪中期，印度殖民地形成了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学习英语的体制。[5]
从逻辑上讲，英国殖民者为了他们的贸易和统治之便，本应在印度殖民地继续推进和扩展英语的使用。但是，面对地方语言众多与族群文化繁杂的南亚次大陆，英国人意识到，一个有效的殖民地管理机制需要建立在对印度文化与社会的深刻认知之上，要制定符合实际的殖民地统治政策，需要较深入地了解印度的基本社情和国情。本土语言无疑是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本地人之间搭建交流和沟通桥梁的主要工具。因此，殖民政府集中关注印度本土语言，要求那些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官员学习包括乌尔都语在内的印度本土主要通用语言，[6]以至于在东印度公司殖民地政权建立之初，公司职员学习当地语言成为普遍现象。[7]1800年，殖民政府授意和应允创建威廉堡学院，从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医务职员发展而成的印度学家约翰•伯斯维克•吉尔克里斯特（John Borthwick Gilchrist）任教务主任，他还编纂了印度斯坦语字典。显而易见，这些社会语言工具是为建立和维持英国在印度的稳定殖民统治服务的。[8]
约翰·伯斯维克·吉尔克里斯特编写的《印度斯坦语语法》。图源：archive.org 英国殖民者没有在印度殖民地简单地实行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而是在鼓励印度本土上层社会学习英语的同时，也鼓励和支持英国殖民地官员学习印度本土语言。这样做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殖民政府管理层认为，要在印度殖民地尽快建立起英国殖民统治体系，尽早进入稳定的常规统治状态，与其让文化程度极其低下，或根本就是文盲的多数印度本土民众学习和掌握英语，倒不如要求常驻印度的英国殖民官员学习乌尔都语、印地语等比较通用的本土语言。后一种做法效果更明显，也会在较高程度上降低因语言转换和翻译而产生的解读不当和认知失误率。
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制定推广印度本土语言的政策，也受到了东方学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影响。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而言，东方学是英国和法国的文化事业。东方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而且代表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权力。东方学来源于英法作为殖民者与东方世界之间所经历的一种特殊关系。直到19世纪早期，"东方"实际上指的是印度和圣经所述之地。[9] 在印度殖民地的语言统治策略上，东方学派主张使用印度本土语言，沿用印度本土传统和法律。同时存在的另一派则主张以英语为统治语言，依照英国法律和制度统治印度殖民地。[10]
在印度本土语言中，乌尔都语成为殖民政府官方语言选项中的首选。这是因为乌尔都语是南亚诸多本土语言中颇具政治属性的语言。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教授希尔顿•珀洛克（Sheldon Pollock）认为，南亚次大陆地方语言的使用与西亚突厥穆斯林入侵和征服次大陆大约同时发生，乌尔都语是穆斯林统治者使用的语言，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王朝政治和宗教色彩。[11]早在18世纪，伊沙（Insha Allah Khan）等乌尔都语文学领域的元老们就围绕乌尔都语的政治质性展开了辩论，他们极力维护乌尔都语作为精英贵族语言的地位或角色。[12]到19世纪，无论是在学术上的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中的政治治理领域，乌尔都语在殖民地印度的话语地位均变得更加突出。有英属印度殖民官员认为，此时的乌尔都语成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的文学语言。[13]20世纪初，以研究莫卧儿帝王沙贾汗（Shah Jahan）而著称的哈菲兹•史拉尼（Hafiz Mahmud Shirani）也极力宣扬乌尔都语的王朝语言特质。在围绕巴基斯坦独立国家建立的讨论中，甚至有学者直言，"推动巴基斯坦国家诞生的不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和阿拉玛•伊克巴尔（Allama Muhammad Iqbal），而是乌尔都语"[14]。可见，把乌尔都语作为政权治理的官方语言，这一理念由来已久，并不是英印殖民政府的首创。
相较于旁遮普语和波斯语，乌尔都语在作为通用语言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旁遮普语在旁遮普省有最多的使用者，英印殖民政府19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旁遮普省75.93%的人使用旁遮普语。旁遮普语与乌尔都语还有十分相近的语法、语音和语义，两者大约有60%的共同词汇。[15]但乌尔都语更标准化，语义和词义表达上较准确，可以表达相对深层的涵义，也比旁遮普语有较强的适应其他语言环境的能力。旁遮普的人口多数是穆斯林，在西部旁遮普的杰勒姆（Jhelum）、将戈（Jhang）等专区，穆斯林人口占80%以上。[16]在包括旁遮普在内的印度北部，乌尔都语被广泛使用，尤其在穆斯林社区中普及。乌尔都语是这里的上层社会与其他阶层交流的语言。由于乌尔都语中相当多的日常生活用词源自波斯语，而且它比旁遮普语兼具更多波斯语的文学性。因此，乌尔都语作为一种混合语，其文化适应性更强。至于波斯语，它不是印度的本土语言，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被选作英属旁遮普省官方语言的可能性。即便考虑到波斯语数百年来作为印度穆斯林王朝统治者的语言，但它也只在少数贵族精英阶层内部使用，在殖民地时期的旁遮普还远未达到通用的程度。据时任旁遮普公共教育部主任霍尔罗伊德（W.R.M. Holroyd）提供的数据，19世纪80年代，旁遮普有波斯语学校458所，学生总计4015人，其中的247所学校，每间只有6名学生。[17]
此外，选定乌尔都语作为旁遮普的官方语言还有一层政治考量。鉴于乌尔都语并非被殖民者旁遮普人的原生语言，且与旁遮普人的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采用乌尔都语，而不是旁遮普语作为交流工具，有助于削弱旁遮普人的文化认同感，进而巩固英印殖民政府在当地的殖民统治。正如旁遮普省德里专区区长在1862年的官文中所言，"任何复兴旁遮普语书写体的尝试和努力都属于政治错误"[18]。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在旁遮普推广乌尔都语实际上是选用一个"外来的"本土白话替代本土母语，进而实现其政治目的。
（二）英印殖民政府选定旁遮普省推广乌尔都语
旁遮普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理位置既特殊又十分重要，是历史上外来征服者从陆上进入次大陆的第一站。11世纪伊始，讲波斯语的西亚和中亚突厥穆斯林接二连三地从西北边境侵入和征服南亚次大陆。当他们进入旁遮普谷地时，开始称呼这个地区为panj（五）—ab（水），波斯语中意为"五河交汇之地"。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旁遮普"（Punjab）一词逐渐流行开来，指印度河的五条主要支流在中游地带交汇而成的冲积平原。穆斯林征服者在次大陆先后建立起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他们在南亚的统治长达800年之久，旁遮普地区发展成为北方印度的王朝统治腹地和繁荣富裕之地。
"五河之地"示意图。图源：my-lekh.com 旁遮普地区和乌尔都语有着地域和历史的关联。11世纪初，伽色尼王朝的迈赫姆德（Mahmmud Ghaznavi）征服旁遮普地区，该王朝统治期间还曾定都拉合尔。16世纪初，帖木儿后裔巴布尔（Zahir-din Muhammad Babur）打败德里苏丹政权，在以旁遮普为中心的北方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统治300多年。波斯语跟随从西北方向侵入的西亚穆斯林征服者一同进入次大陆，先后作为德里苏丹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的宫廷语言。此外，波斯语对乌尔都语在北印度地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莫卧儿帝国时期，在穆斯林统治者的语言中，众多常用名词与动词，以及特定字词的发音和语法结构，被吸收并融入乌尔都语，形成了这种混合型语言。该语言在次大陆的北方地区已广泛使用数个世纪。学界曾流行一个共识，乌尔都语诞生于莫卧儿王朝在北方印度的军事营地里[19]。虽然学界的新近研究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但不可否认，在莫卧儿帝国统治旁遮普期间，乌尔都语的确得到了巨大发展。
旁遮普省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财源重地。19世纪中叶的旁遮普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据英印殖民地1881年的人口普查，旁遮普省大约有66个部族或种姓，其中人口最多的两个社会等级为贾特（Jat）和拉吉普特（Rajput）。贾特人是印度河流域与恒河平原上的农业人口，既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拉吉普特理论上属于北方印度的武士阶层，实际上也由各个种姓的农业或牧业人口构成。19世纪旁遮普省的多数人口直接或间接与农业生产有关，这表明，决定各宗派和部族社会地位的核心要素是对土地的控制，其次是各自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力。[20]英印殖民政府在1881年、1891年和1901年进行了系统的印度殖民地人口普查。1901年的普查报告列举了24项印度殖民地人口从事的主要职业或谋生手段，其中只有"农业"的从业者超过了千万，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口均在百万以内。[21]在旁遮普，约3/4的人口从事农耕相关工作。[22]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旁遮普省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出，该省是由不同职业和不同阶级构成的农业社会。
旁遮普省宗教多样，诸多宗派和部族共存，穆斯林、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为该省三大主导宗教社群。根据英印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1891年到1911年的20年间，穆斯林人口持续增长。1901年印度殖民地穆斯林人口达6250万，其中1400万在旁遮普省，约为该省总人口的53%。[23]这些数据表明，旁遮普省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穆斯林，他们构成了旁遮普省最大的宗教社群和社会等级，这个群体同时也是乌尔都语的主要使用者。殖民政府意识到，一方面，可以通过确认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与这个人口多数的社会阶层建立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这将十分有利于英国在旁遮普省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乌尔都语是当地穆斯林的语言这一普遍但未必正确的共识，为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服务，挑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进而削弱穆斯林的力量。[24]
二、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推广乌尔都语的主要策略
在旁遮普省推广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政策是通过学校、法庭、政府机关等部门实施和执行的。为便于对整个过程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必要简要了解19世纪中期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制度。1600年12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随后，公司又获得军事和行政治理权。1680年，东印度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并开始招募印度本土人入伍。1773年东印度公司法案通过后，公司实质上从印度的贸易垄断者转型为殖民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殖民政权通过行政管理委员会（Board of Administration）控制印度殖民地，管委会由主席（President）领导，两位助理协助他的工作。东印度公司的管委会制度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原型。1853年，行政管理委员会体制废除。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东印度公司将印度殖民地治理权交给了英国王室，印度正式成为英王室直接控制的海外殖民地。英王室在印度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实行总督制，最高行政长官是印度总督（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后改称总督（Viceroy）[25],各省的最高管理者称作省督（Governor of Province）或副省督（Governor Lieutenant of Province），省督通过秘书处（Provincial Secretariat）统筹开展政府行政管理工作。
旁遮普省是英印殖民地中最"年轻"的省份，从一开始就直接经历了总督制体系的行政管理。1853—1858年，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任旁遮普省的首任副省督。那时的旁遮普省分为五个专区（Divisions）：拉合尔、木尔坦（Multan）、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德里和贾兰达尔（Jalandhar）。每个专区的最高管理者是区长（Commissioner），其次是副区长（Deputy Commissioner），还有分管税务、安全、警务、刑事、民事、财政等的部长。在城镇专区下设县区（Districts），最高行政官员是县长（Assistant Commissioner）。19世纪中后期，旁遮普省有29个县区，县区下是最小和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税区（Tehsils），征税官（Tehsil Dar）和副征税官（Naib Tehsil Dar）主持税区工作。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推行乌尔都语政策主要涉及县区和税区，所涉领域主要包括初级教育、地方法庭、报刊媒体及公务员考试和聘任等。
（一）以世俗教育体制改革本土初级教育
1854年，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开始在印度殖民地引进和试行新的世俗教育体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致电时任印度殖民地总督达尔豪西（Lord Dalhousie），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即《伍德教育文告》（Wood's Dispatch）。《伍德教育文告》致力于印度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教育，主张在印度殖民地传播欧洲知识，建议在各省设立教育部，推行世俗教育制度。在教学语言上，建议在小学阶段使用印度本土语言，中学阶段可引进英语和本土语言的双语教学。教育改革整体上致力于改变印度殖民地的土著教育体制。通过用本土白话代替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教学语言，淡化殖民地传统教育的宗教性质。英殖民政府在旁遮普推进乌尔都语初级教育改革涉及小学阶段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多个领域，总体目标是从旁遮普的旧式教育体系过渡到新式本土语言教育体系。[26]
查尔斯·伍德及《伍德教育文告》。图源：archive.org 旁遮普地区自古以农业产区而闻名，19世纪60年代起更是被英印殖民政府作为"农业示范省"（Model Agricultural Province）[27]加以建设。19世纪后期英印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以"农业"为谋生手段的人口最多,但这个庞大人口的主体是文盲。根据英印殖民政府1891年所做的人口普查报告，旁遮普省5岁到14岁的学龄男童中仅有4%为在校生。全省男性人口中，仅5.89%具备读写技能，具体到男性农民阶层，仅有1.44%识字，而商人阶层的识字率则为17.18%，两个产业阶层的识字率形成鲜明对比。[28]同期在旁遮普省存在的诸所初级小学校，或是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宗教学校，或是旁遮普语的私塾。总体上，初级教育比较混乱，没有标准可依，教学水平良莠不一，表现在学科设置、教学语言、师资配置、管理制度等方面。尽管如此，与印度殖民地其他省份相比，旁遮普省仍具有相对适宜的教育改革环境和条件，占旁遮普省人口多数的穆斯林群体相对温和，他们对社会变革比较包容和变通，上层社会总体上有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东方传统文化的想法。旁遮普农业人口的多数虽然没受过教育，但他们却比较擅长算术，该省还有精明的生意人。[29]乌尔都语初级教育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旁遮普的农业人口。
（二）整合地方法庭工作语言
自18世纪中后期起，旁遮普地区处于锡克人统治下。锡克人政权具有鲜明的军事占领和管制性质，统治者没有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想法，更不关心官方语言问题。他们沿袭莫卧儿帝国的行政体制，波斯语依旧是锡克人管理层的语言。英国殖民政府从锡克人那里接管旁遮普省后，虽宣布乌尔都语为法庭工作语言，但实际上波斯语继续在法庭上使用。到19世纪中叶，少数土生的殖民地公务员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交流基础，英语在旁遮普省的公共事务处理中也逐渐得到使用。旁遮普省广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或目不识丁，或文化基底十分薄弱，也缺乏学习英语的兴趣，他们唯一的生活语言是旁遮普语。
旁遮普语作为旁遮普人的母语，是旁遮普省各级地方法庭上最通用的口头语言。但由于旁遮普语方言诸多，书写体也不统一，法庭上的书记员穆什（Mooshi）[30]不一定懂原告、被告和证人使用的各种方言，要把每个人的陈述用波斯语逐一清晰做出笔录，远非易事。即便书记员可以做完整的记录，在译成波斯语或英语时，有时也难以找到恰当的对译词，难以准确表达出旁遮普语境下陈述者要表达的意思，结果就会发生因翻译不准确而导致误解和误判的事件。
针对旁遮普省各地方法庭上语言使用的混乱情况，英印殖民政府认为，必须采用一种通用的地方白话，这个本土语首先应该是英殖民统治者与旁遮普本土基层职员之间通用的工作语言。然后，通过这个桥梁语言来实现殖民统治者与本土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培训常驻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官员，提升他们运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语言能力，1800年威廉堡学院的建立及其承担的翻译工作，正是殖民地官员学习印度本土语言的典型事件。
（三）提出创办乌尔都语官方报纸期刊的设想
根据德国当代哲学和历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Theory of Public Sphere），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具有通过不同意见的呈现和交流达到某个政治目标的功能，此媒介载体功能可以通过报刊途径发挥出来，因为报刊有助于政府开展以处理公共事务为目的的语言交流。报刊的公共教育性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更在于它参与或促进公共交流的行动。大量事实表明，报刊在19世纪的欧洲政治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推广乌尔都语，也采用了创办乌尔都语官方报刊的策略。
哈贝马斯及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图源：wenxaiobai.com；amazon.co.uk 创办乌尔都语官报的决定是在综合考量旁遮普省农业人口的教育观念及其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做出的。1858年3月，旁遮普省公共关系处主任阿尔诺德（W.D. Arnold）在给时任旁遮普省财政部长麦克列奥德（W.F. McLeod）的报告中，提出了创办政府简报（Government Gazette）的建议，认为这样一份报刊非常有公共教育意义，特别有益于广大旁遮普农业家庭的教育。旁遮普的地主阶层是该省基础教育的赞助人，但这个阶层为了维护和传承其传统文化，使其免受西方文化冲击，一般不把孩子送去官办世俗学校学习。阿尔诺德认为，如果地主阶层不主动把孩子送去新式学校学习史地、生物和算术，政府应该设法通过其他办法让这些孩子学到这些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其中一个比较可行的渠道是，通过阅读报刊了解每日新闻，掌握所在区县和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整体而言，报纸要比学校更能发挥大众公共教育功能，且没有学校教育那种按部就班的"制约"性。此外，阅读报纸不受年龄、时间、地点限制，重复的阅读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学习方式。基于这些因素，旁遮普政府公共事业部决定创办一份乌尔都语官方报纸，以促进旁遮普基层大众对乌尔都语的学习和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协助推进乌尔都语的初级教育改革。
在旁遮普公共教育部的提议下，1858年3月23日，旁遮普省政府致函各专区区长。公函重申发行一份乌尔都语政府报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强调旁遮普省创办官方语言报刊的特殊背景。旁遮普省以农业人口为主，其中地主阶级是该省的主要纳税人，但他们从心理上排斥送孩子去英式学校读书，更意识不到学习基本的算术技能和史地知识的意义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教育部门必须担负起一种责任和义务，即让该省的主体人口农业阶层了解自己村庄的基本历史和地理知识。通过把每天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印到报纸上，把报纸发到他们手中，这样有助于培养这个庞大群体的阅读兴趣，使其慢慢想了解周围发生的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印刷和发行一份官报，刊载发生在旁遮普人身边的大小事情，是个可行的想法。 这份报纸既可把政府的各种通知和告示传达给民众，又可以培养人们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提升他们学习和运用乌尔都语技能的良好手段。
（四）将乌尔都语考试与公务员聘任挂钩
殖民者的惯常做法是在殖民地推广自己的语言。英国人最初希望在印度殖民地普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在对旁遮普省土著人口的文化水平与本土语言的复杂状况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殖民政府制定了推广一种较为通用的本土语言的政策，他们选定了乌尔都语。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通过殖民政府和威廉堡学院的各种努力，英国殖民地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乌尔都语。其次，乌尔都语从一开始就具有吸收和借入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和印度方言的强大潜力，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的英语单词。
19世纪中叶，乌尔都语演变为一种简单和灵活的语言，并在旁遮普省和北方印度通用。乌尔都语在英属印度殖民地逐渐成为学校教育和政府部门的官方工作语言，其文化资本（The Cultural Capital）价值不断增加，[31]掌握乌尔都语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本地人入职殖民政府部门与跻身城市中产阶级的门票。因此，在北印度城市的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中，开设乌尔都语课程的需求增长。除作为小学阶段的教学语言之外，乌尔都语还被设为中学阶段的必修考试课，并与孟加拉语、印地语一起成为大学教育的本土语言考试科目。
随着乌尔都语作为一门课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逐渐普及，它也被确定为旁遮普省殖民地政府公务员的考试科目。在这个过程中，英殖民官员查尔斯•爱德华•特莱维里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做了大量工作，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特莱维里安曾是威廉堡学院的学员，1826年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该学院的印地语和波斯语考试。特莱维里安在65岁退休之前，先后在印度殖民政府税务部和政治部任职。1859年，他担任马德拉萨区长；1862年，他成为加尔各答总督委员会成员（Governor General's Council）。特莱维里安曾在一份报告中强调了驻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学习印度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他认为，供职于殖民政府公共宣传部、教育部和军事部门的所有英国官员应该具备全面、深入和科学的东方语言和文学知识。特莱维里安基于自身经历，在1864年提议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制订殖民政府公务员的乌尔都语考试和聘任制度，内容涵盖考试指南编写和考生奖励机制，还包括对文官、武官、教育官员考试的具体要求。
英殖民官员查尔斯•爱德华•特莱维里安。图源：bbc.com 三、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推广乌尔都语的政策实践及其效果
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制订了推广乌尔都语的一系列政策后，又在教育、司法、公共事务以及行政队伍建设等领域加强实践，推进乌尔都语政策落地。其中，有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些并未达到既定目标。
（一）开设教改实验学校并设置实用性科目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旁遮普省是农业大省，广大农业人口大多居住在农村。因此，乌尔都语学校教育的推进始于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税区。首先提上日程的是开设使用本土语言教学的学校。围绕学校的选址，苏特拉吉（Sutlej）联合专区区长麦克列奥德在报告中指出，本土教育改革的目标人群是旁遮普省庞大的农村人口。由于该省的地主阶层担心他们的孩子受欧化了的城市工薪阶层文化的直接影响，在送孩子到大城市上学这件事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因此，殖民政府把大多数的实验学校选定在税区村庄，少数设在县区市镇。1854年，殖民政府选定拉合尔、苏特拉吉联合区（Sutlej）、古吉拉特联合区（Goojrat）三个专区下属的村庄或税区学校作为教改实验点，在这三个专区开办了50所税区小学，开始实施改革计划。
这些新建小学的管理阶层也是全新的架构，设置了从高到低五个层次的管理岗位：专区总监督员（Visitor General）—县区监督员（District Zillah Visitor）—税区监督员（Tehsildaree）—村庄监督员（Pergunnah）—校长（School Master）。专区级别和县区级别的监督员必须从英国人中任命，其他三个基层级别的监督员职位候选人则首选旁遮普省的土著旁遮普人（Punjab Punjabi）。
新教育体制下的学校课程设置包括实用技能科目和殖民地本土知识科目。旁遮普省殖民政府建议，在初级教育阶段开设乡村会计（Village Accounts）、生物、历史、法律、地理等科目。不难看出，这些科目属于应用、技能类科目和本地史地知识，旨在以实用性科目取代传统土著教育体制下的宗教语言、经文和诗词等科目。
以乡村会计这门课为例，它被置于新设学校科目之首。这是因为旁遮普省的乡村人口是主体，包括以土地为产业的地主阶级和以农耕为生计的广大农民群体。在这个农业大省，使用和管理土地以及征税和记录税收是核心工作。乡村会计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们学习和掌握完整记录村庄土地及税收相关情况的技能，除了听写和笔录能力训练外，还包括与土地相关的本地历史、地理、庄稼种植和农畜饲养等知识的学习，另外还要学习一些土地相关的法令和税收法律知识。1886年起，旁遮普省开设地主学校（Zamindari School），男孩必须每天至少上一节土地相关的课程。[32]
在土地面积巨大的旁遮普省，土地耕种与税收计算和收取的相关记录、编册等工作非常重要，这类工作离开数字无法进行。为了让学生熟练掌握算术技能，殖民政府要求在小学阶段推广英文数字和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代替之前一直使用的波斯语数字。1896年6月，旁遮普省税收部秘书托马斯（R.G. Thomas）在给旁遮普省各政府部门的通告中重申，省督建议在各类官方文件中推广使用英文数字。[33]此建议被各部部长接受。随后，省政府下达指示，所有官方文件和登记册中必须使用英文数字，不得使用其他语言的数字。同时，通告还要求印度殖民地所有的本土职员必须在1897年4月1日前熟练掌握英文数字的运用。
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推行本土白话初级教育改革的目标非常明确，旨在让小学生们在初级教育阶段打好实用型基础科目的底子，以便其成年后与英国殖民者进行顺畅的文化交流。这项教育改革最直接的成效是税区村庄新式学校明显增多，据粗略统计，学校数量从1854—1856年的3372所增加到了1871—1872年的4662所。但19世纪后期，旁遮普省还有至少12万学生就读于那些不属于殖民政府管控的小学或学塾。20世纪初，旁遮普省90%的人口仍是文盲。1901—1902年，只有8%的学龄儿童就读于新式小学。[3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地主阶级不愿送孩子去新式学校读书，另一方面是依然还有一些穆斯林学校延续其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旁遮普语的旧式教育模式。此外，由于英印殖民政府引入新式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更多具备英语和本土语言工作能力的文官和武官，是为了他们的殖民管理之便，实为一种权宜之计，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改革。尽管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省的初级教育改革总体成效有限，但不可否认，此项改革在教育管理和课程设置等领域为旁遮普省后来的世俗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试行乌尔都语作为法庭语言
在旁遮普省，英殖民政府在下设专区的地方法庭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经历了长时间的政策咨询与讨论，该政策的执行采取分阶段、分区域的方式进行。
1849年5月，旁遮普省政府秘书处在给拉合尔、木尔坦、杰勒姆、雷阿（Leia）四个专区区长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各专区给省政府秘书处呈交的报告有波斯语的、乌尔都语的，还有旁遮普语各区方言的，这给殖民政府的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非常有必要统一使用一种官方语言。拉合尔、木尔坦、杰勒姆等九个县区建议将波斯语或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殖民政府相关部门就各专区关于旁遮普省法庭语言的提议做了进一步讨论，最终敲定，法庭工作语言必须是在旁遮普省的多数专区通用的本土语言。1851年4月，旁遮普省管理委员会主席亨利•劳伦斯（Henry Lawrence）发布了由英国王室印度事务管理部（Government of India）批准的法令。因为乌尔都语是印度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之一，它最终取得了旁遮普省的法庭语言地位，并首先在拉哈尔和杰勒姆两个专区的法庭上使用。[35]
英国殖民时期的旁遮普高等法院。图源：paperjewels.org 1862年6月，古吉拉特县区副县长马克斯威尔（P. Maxwell）在提交给木尔坦专区区长哈米尔顿（G.W. Hamilton）的报告中表示，法庭语言必须简明准确，这对于司法程序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同一时间，苏特拉吉专区区长也指出，从语言角度比较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前者的文学性和辩论性较强，后者则比较简明和实用，适用于上诉、申诉、诉讼、作证等司法程序。此后，乌尔都语通用于古吉拉特县区，学校里教授乌尔都语，法庭上也使用乌尔都语。[36]乌尔都语被用作法庭语言，这既是殖民政府推广乌尔都语政策的结果，也受到了讲不同本土方言的族群迁移的影响。
对于通用普什图语的白沙瓦、哈扎拉（Hazara）等地区而言，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法庭官方语言要比那些通用旁遮普语的地区更困难，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1863年，旁遮普省殖民政府秘书戴维斯（R.H. Davis）致该省司法部长的公函说，在一些不通用乌尔都语的区县，法庭上的各级职员们应该尽力熟悉当地的方言，以便可以较准确地把法庭上的供词、证词和辩解等各类陈述转译成乌尔都语。以普什图部族集中居住的西北边境地区为例，此地乌尔都语不像在旁遮普人口居住地区那么通行。同时，从语言学上看，乌尔都语与普什图语之间的差异也远远大于其与旁遮普语的差别。鉴于这种情况，在普什图人集中居住地区的法庭上，被告、原告和证人可以使用普什图语或波斯语陈述，但书记员穆什在使用普什图语或波斯语做完笔录后，还需附上相应的乌尔都语译文。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内允许了波斯语与普什图语在法庭上的并存使用。一方面，在观念上，促使旁遮普省所有族群意识到乌尔都语是他们必须要学习和掌握的语言；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考虑到波斯语在南亚次大陆西北边疆地区作为穆斯林王朝的官方语言已有数百年，一时间完全放弃也不可行。此外，在西北边境地区推广乌尔都语，也有利于推进和加速普什图部族文化与旁遮普族群文化的融合。[37]为实现两者的平衡，旁遮普省政府秘书处下达指示，在从波斯语向乌尔都语的过渡期内，穆什在法庭上所做的各类供词和证言的波斯语笔录，先附上乌尔都语译文后再编号入档。1862年，白沙瓦区长在致旁遮普省政府秘书处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乌尔都语在白沙瓦专区下属的科赫特县区（Kohat）与白沙瓦县区推广成效显著，在法庭上完全取代普什图语非常必要，也具备了这个条件，但在哈扎拉县区还需要更多时间。[38]
自1849年东印度公司殖民政府正式宣布乌尔都语为旁遮普省官方语言起，历经14年的建议征集、意见反馈、讨论与提问以及解决方案的探索过程。至1863年，乌尔都语已在旁遮普省各级地方法庭中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
（三）创办乌尔都语官报
旁遮普省公共教育部负责报纸的创办和发行，该部负责人阿尔诺德主抓这项工作。阿尔诺德提议，将新创刊的报纸暂命名为《官报》（Sarkari Akhbar），他还对涉及该报纸创办的各个方面做了具体指示：创办初期，《官报》将以月刊形式印刷出版，刊载旁遮普省当月主要新闻、政府各部法令和通知、重大刑事案件审理进程，以及从村长到帕特瓦利（Patwari）[39]的聘任、解雇和变动等信息。旁遮普省公关部门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建议开始阶段至少每期印刷1万份。照此预估，每年的印刷成本费约7500卢比，这笔费用将由旁遮普省27个县区提供，原则上，从每个县区的纳税额中抽出1%，最后按照实际支出，予以多退少补。报纸要在规定时间内分发到那些已经支付了出版费用的县区，没有支付出版费的区县将无权收到报纸。税区一级的基层职员必须定时阅读，以便及时获得相关信息。[40]
要达到上述办报目的和实现报纸的预期目标，首先需要激发主要目标读者人群——农业人口阅读报纸的兴趣。鉴于普通农村百姓最关心的是每日的生活必需品，主管部门拟定了吸引读者的一个特殊方案，即《官报》将定期刊登谷物和最基本日用品的价格表。1858年6月3日，旁遮普政府围绕制定时价表的相关事宜，致函（1858年第59号公告）该省各专区区长，要求各专区必须在每月10日前将其行政下属各县区日常必需品的时价，以表格形式发送到省政府秘书处。公告还附上了时价表的模板，其中所列主要谷物有小麦、大麦、大米、豆类（鹰嘴豆、绿豆、红小豆、豌豆、扁豆），调味品有糖、盐、固体植物油（ghee），日用品材料包括棉花、草类、木材等，总计24项。[41]很明显，这些都是普通家庭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和日用必备品。这些油盐酱醋之事是百姓日常聊天的主题，也是旁遮普省广大农业家庭饭桌上津津乐道的话题，所以《官报》上的市价表足以成为吸引农村群众读报的亮点栏目。
旁遮普省公共教育部从其工作目标出发，制定了发行官方语言报刊的公共教育方案，以此配合该省初级教育改革，提升广大民众的整体教育水平。从短期看，报纸的发行旨在利用读报这种比较随意和兼容的方式，通过开设与农业人群生活关系密切的创新栏目，激发旁遮普省广大农业人口学习本土普通话的兴趣。因此，《官报》发行总体上有助于乌尔都语的学习和掌握，进而有益于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推广。
（四）推出政府公务员乌尔都语水平考试
1864年，在时任加尔各答总督委员会财政专员特莱维里安的提议下，组成了负责制定旁遮普省殖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和聘任制度的专门委员会。专委会拟定的相关制度规定，殖民地的公务员必须接受过英语或印度本土语言的正规教育，通过乌尔都语或印地语的等级水平考试是殖民地政府聘用文官、武官和教育官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硬性条件。因为只有具备上述语言技能，英国官员才可以与"半开化的种族"顺利交流，也才使得土著职员成为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土著民众之间沟通的媒介，从而保证殖民政府畅通有效地治理。[42]
特莱维里安还就编写印度斯坦语（此处指乌尔都语）的备考教材提交了建议性报告。1864年11月，在拉合尔组成了一个五人的教材编撰委员会，专门负责与备考教材编写相关的工作。特莱维里安提名时任旁遮普财政部长麦克列奥德出任教材编委会主席，其他四名成员分别来自伦敦牧师协会、两所区县级学校和教育部门。同年12月，编委会将其拟定的书面报告提呈给殖民政府军事部。[43]报告建议，从现有的印度斯坦语教材中选出几本予以基本评估。评估涉及的几个方面为：指出现存教材中使用的一些过时的词语；指出教材所用的乌尔都语与当代通用的乌尔都语之间的一些差别；调整乌尔都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语和句法，使其能够在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中通用。基于对既有印度斯坦语教材的阅读和考察，根据上述评估要点，教材编委会建议以《花园与春天》（Bagh-o-Bahar）的乌尔都语版[44]为蓝本，补充大量印度斯坦语的通俗词语、短语、谚语、民谣等文化常识，编写一本用于备考的实用乌尔都语教材，并建议将其定名为《印度习风》（Rasm-i-Hindi）。另外，此报告还围绕《简明考试指南》的编写，提出了具体和详细的规格和内容要求。这本指南大约有20页，包括15条说明与报告、申诉书、口供书、政府通告、立法条例的翻译片段及司法案件的诉讼程序等不同文体的书写范本。[45]
教材编委会在将书面报告提呈给旁遮普省军事部时，还围绕军事部门的职员备考教材列出了单独的建议，在备考教材里还专门为准备应聘军事部门职员的考生编写了军事领域相关的乌尔都语词汇。该报告特别强调了乌尔都语水平测试对于武官聘任的重要性。报告援引了收录在威廉堡学院考试指南中的旁遮普省考试局秘书长的一段话，其中提到"任何一名武官应该具备充实的土著语言相关的学术知识，因为要胜任殖民政府官职，他需要设法听取土著的意见，并做出适当有效的反应"。[46]由此可见，对以印度土兵为主体的殖民地军队的管理，构成了殖民统治者的历史记忆之中。
此外，旁遮普殖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包括教育领域的公务员聘用等相关规定。1874年9月，旁遮普省公共宣传处主任霍尔罗伊德（W.M. Holroyd）就教育领域职员的乌尔都语考试事宜向省政府秘书处呈交报告。英印殖民政府制订了本土语言教师资格考试制度。1916年，殖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东方语言文学教师资格考试新制"，目标对象是那些能够给政府公务员授课的精通印度本土语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土著文人——穆什、潘迪（Pundit）[47]，通过这个考试制度给予这些本土学者以正规教师的资格或地位。[48]
精通印度本土语言的土著文人穆什。图源：cambridge.org 为激励殖民官员参加乌尔都语考试，1905年5月，英印殖民政府秘书致电旁遮普省政府秘书处，传达总督建议给那些参加乌尔都语水平测试的殖民地官员，包括教育官员、文职公务员、牧师、正式任命的警官、武官，以物质奖励。具体规定是，通过考试的英国人文官将获得1000卢比，武官获得1500卢比，印度土著文官不包括在奖励对象中。[49]显而易见，英印殖民政府力推学习印度本土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他们统治殖民地人民之便，他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白人殖民官员精通印度本土普通话。为督促土著基层公务员快速学习乌尔都语，尽早在旁遮普的基层文职公务员中普及乌尔都语，英印殖民政府建议设定最后期限，比如把在限期内掌握乌尔都语作为聘任村长（Lumberdar）[50]的一个先决条件，即村长候选人必须具备乌尔都语的听说读写技能。
旁遮普殖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覆盖行政、教育和军事各个部门，乌尔都语水平考试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相关统计结果显示，在旁遮普省各类各级政府的官方考试中，选考乌尔都语的考生人数一直多于选考印地语的考生。[51]公务员乌尔都语水平考试制度的推行反映了殖民政府政权治理的总体需求，凸显了武官选拔考试的核心地位。同时，该制度也揭示了殖民政府对本土基层公务员的压制。尽管殖民地的管理高度依赖这些乡村本土官员，但土著官员却难以获得晋升的机会。
四、结语
语言研究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首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沟通交流与不同文明互鉴互学的重要工具。当某个语言成为一个国家的司法、教育和行政语言时，它的话语构建力量将推动这个国家的制度变革。
就南亚地区研究而言，英印殖民政府为获取最大利益，需要构建起一套稳定、高效和顺畅的殖民地政府治理体系。19世纪见证了作为东方学分支的印度学的正式诞生，它是英国殖民统治需求的产物，又为殖民主义的合理化提供了理论框架。从印度本土语言入手，英印殖民政府制定了学习印度本土语言的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推进本土语言成为教学和工作语言的举措。
在旁遮普地区推广使用乌尔都语的政策和实践是与作为语言大熔炉的南亚历史语境相一致的。英印殖民政府没有采取单一地推广英语、英国制度和西方文化的政策，而是在鼓励学习和使用英语的同时，制定了推进印度本土语言统一使用的政策。乌尔都语是伴随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王朝在次大陆的统治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印度本土语，其浓厚的宗教文化性质更加彰显了语言的社会政治属性。对乌尔都语在旁遮普省推广的实践过程的考察，揭示了语言对政治和社会强大的影响力。
英印殖民政府推行乌尔都语作为旁遮普省官方语言的政策，从主观意图上讲，旨在加强殖民统治，但从客观效果来看，该语言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旁遮普地区民众世俗教育水平的显著提升。审视现代巴基斯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旁遮普省作为国家经济与文化的核心区域，其形成与殖民时期的语言及教育政策密切相关。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所实施的本土语言政策，其深远影响贯穿于独立后巴基斯坦的政府治理架构、英式教育体系、司法体系、新闻出版业以及公务员选拔考试机制之中。
滑动查看注释：
相关研究参见：齐仁达：《乌尔都语地位问题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3期；袁雨航：《语言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巴基斯坦国语推广政策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3年第2期；谭蓉蓉、舒美拉·费尔多斯：《巴基斯坦民族语言运动历史形态及其成因考察》，《历史教学》，2018年第12期；官忠明：《巴基斯坦独立后的语言问题之一》，《南亚研究季刊》，2002年第1期。
[2] Farina Mir, The Social Space of Language: Vernacular Culture in British Colonial Punjab,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 35.
[3] 詹姆斯·C. 斯科特著，王晓毅译：《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4] Christi A. Merrill, "The Power of Babel", in Carol Maier, et al.,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67.
[5] Mariam Durrani, "Banishing Colonial Specters: Language Ideology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Pakistan",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Vol. 27, No. 1, 2012, p. 31.
[6] Ganpat Teli, "Revisiting the Making of Hindi as a 'National' Language", Language in India, vol.12, no.1, 2012, p. 2.
[7] Mariam Durrani, "Banishing Colonial Specters: Language Ideology and Education Policy in Pakistan",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vol. 27, no.1, 2012, p. 31.
[8] Santosh Kumar, "Gilchrist's A Grammar of Hindoostanee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Tool of Colonialism", Indian Linguistics, vol.76, no. 3-4, 2015, p. 57.
[9]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10] Tariq Rahman,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Controversy in Pakist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8, no. 2, 1997, p. 146.
[11] D. N. Gellner, "Civilization as a Key Guiding Idea", in J.P. Arnason and C. Hann eds., Anthropology and Civilizational Analysis: Eurasian Explorations, New York: SUNY Press, 2018, p. 99.
[12] Tariq Rahman, "Ideological Imperatives in Urdu Linguistics: A Study of Insha and Shirani",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 Asian Languages "language vitality in South Asia", Aligarh: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2008, p. 302.
[13] Tariq Rahman, "The Teaching of Urdu in British India", The Annual of Urdu Studies, 2002, p.35.
[14] Imre Bangha, "Rekhta, Poetry in Mixed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Khari Boli Literature in North India",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47, No. 4, 2010, p. 497.
[15] Tariq Rahman, "Ideological Imperatives in Urdu Linguistics: A Study of Insha and Shirani",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uth Asian Languages "language vitality in South Asia", p. 302.
[16] David Gilmartin, Empire and Islam: Punjab and the Making of Pakistan,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88, p. 6
[17] Tariq Rahman, "Decline of Persian in British Ind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22, No. 1, 1999, p. 52.
[18] Mushtaq Soofi, "Punjab Notes: Language, Colonialism, Power and Class II", Dawn, February 19, 2016.
[19] 学界对于乌尔都语起源的这个说法持有异议。参见：David J. Matthew, "Urdu Language and Education in India", Social Scientist, Vol. 31, no. 5/6, 2003, pp.57-72；Mehr Afshan Farooqi, "The 'Hindi' of the 'Urdu'",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3, No. 9, 2008, pp. 18-20。笔者以为，由于当时来到印度的主要是莫卧儿军士，人们把"军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具体的地方，这种理解不全面。实际上，乌尔都语是在莫卧儿征服者与印度本土族群的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混合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印度本土方言的语言。
[20] Rimsha Javed,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 during British Raj: (1872-194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11, No. 12, 2021, p. 52679.
[21] William Wilson Hunter, et al.,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The Indian Empire, Vol. 1, Descriptive, London: Trübner & Co., 1881, p. 490.
[22] Ibid., p. 456.
[23] Ibid., p. 474.
[24] Mussarat Jabeen, et al, "Language Controversy: Impacts on National Politics and Secession of East Pakistan",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5, No. 1, 2010, p. 101.
[25] Viceroy强调直接的君主授权，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侧重行政职能的履行。
[26] William Wilson Hunter, et al.,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The Indian Empire, Vol. 4, Administrative, London: Trübner & Co., 1886, p. 413.
[27] Ian A. Talbot, "The Punjab under Colonialism: Order and Transformation in British India", Journal of Punjab Studies, Vol. 14, No. 1, 2007, p. 3.
[28] Punjab Government Archiv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p. 169-170.
[29] 1854年1月23日苏特拉吉联合专区区长W. F. 麦克列奥德（W. F. Mcleod）向旁遮普司法部长蒙特戈梅夫提供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包括教育改革的20点意见，涉及旁遮普教育改革的优势和目标、学校管理、教师培训、教职人员工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发行、资金预算等各个方面。引自：Punjab Government Archiv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p. 127-142.
[30] 指莫卧儿王朝宫廷及英殖民政府司法部门的书记员和学校老师。
[31] Tariq Rahman, "Urdu as 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 in British India", Pakis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Vol. XXXII, No. 2, 2011, pp. 17.
[32] William Wilson Hunter, et al.,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The Indian Empire, Vol. 4, Administrative, London: Trübner & Co., 1886, p. 422.
[33]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279.
[34] William Wilson Hunter, et al., The 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The Indian Empire, Vol. 4, Administrative, London: Trübner & Co., 1886, p. 417.
[35]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28.
[36] Ibid., p. 62.
[37]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43.
[38] Ibid., p. 63.
[39] 帕特瓦利是印度农村的土地和税收基层管理员。每个帕特瓦利负责管理一个村庄的土地丈量、庄稼种植和税收记录，也负责解决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尽管属于底层公务员，但帕特瓦利的工作在印度农村社会中十分重要。
[40]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p. 72-73.
[41] Ibid., p. 94.
[42]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p. 355-356.
[43] Ibid., p.371.
[44] Bagh-o-Bahar 又名 The Tales of Four Darweshes, 1857年，由米尔·阿曼（Mir Amaan）改编成简明乌尔都语，成为那个时期影响力较大的乌尔都语散文读本。
[45]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383.
[46]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387.
[47] 最初指印度教徒中精通哲学、宗教或古典文本的人，后演变成对印度、尼泊尔等地博学多识者的尊称。
[48]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416.
[49] Ibid., p. 396.
[50] Lumberdar是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的基层农业官员，他们通常担任村长，主要负责某个村庄或街区的土地征税，并做好相关土地和税收的书面记录工作。
[51] Punjab Government Public Record Office, ed., Development of Urdu as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Punjab (1849-1974), Lahore: Evergreen Press, 1977, p. 17..
本文转载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25年第2期"姜景奎专栏"。原标题为《何美兰：英印殖民政府在旁遮普推广乌尔都语的政策与实践》。
编辑：宋可馨 审核：朱依林 江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