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疫之邑——谈城市建设之防疫设计

摘要：面对非典和新冠这两场间隔不到20年的瘟疫，我们是否应该启动防疫设计？本文以防疫设计的开始，到防疫设计的目标、方法、理念以及持续的关注，从城市宏观层面到社区具体层面，对防疫设计的观念进行探讨，提出可以平时和疫情期间均有效力的“避免直接接触”和“提供安全接触”的设计理念，希望能够激发更多行业思考，在快速高强度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筑造不疫之邑。

关键词：防疫设计、直接接触、间接接触、缓冲区、防疫设施

ABSTRACT There are less than 20 years between the SARS and COVID，should we do something about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design？Research should be done on the beginning of epidemic prevention design to the goal, method, concept and continuous attention from city level to community Level. The design conception of direct contact & indirect contact is supplied to this issue in both normal life and epidemic period, which can draw out more thoughts and studies and make us know how to build an immune city in rapid urba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design; Direct contact; Indirect contact; Buffer area;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facilities

我们相视，却不见彼此的脸；我们近在咫尺，却不能彼此相约……一场瘟疫袭来，让我们过起了隐身于世市的生活。很多人开始反思：城市的问题、建筑的问题、空间的问题，甚至质疑20世纪以后所有的现代文明，关于大都市、高密度、超高层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

反观今天疫情下的真实困境：人口密度稠密，大运力交通，城市拥挤，建筑过高，污水返灌、中水利用、空调热回收……这些平时并不引人注意、甚至有些曾经被人称颂的观念在人类共同面对的病疫面前都变成了诟病的语汇，我们是否要为之变？如何为之变？如何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不疫之邑？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

所谓设计之初，就是面对现状必须考虑在前面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不利条件就是多少年“一遇”。比如地震、洪水、台风、火灾等等。通常我们以50年一遇或者百年一遇作为设计的条件。而关于大流行的传染病，如果从2003年非典，到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十六七年一遇可以算成是一个较高概率的“事件”，当然这件事也许历史上就这两次，被我们这辈人幸运地赶上了，但我想我们不见得如此“幸运”，因为在人类向前发展的路上，总有些潘多拉之盒、所罗门之瓶被贪婪和私欲打开，甚至也不乏自食科技恶果的可能，给人类当头致命的一击，因此，设计之初，关于健康，或者关于活着，就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等同于“健康住区”或者“健康建筑”，并非“促进建筑使用者身心健康、实现健康性能提升的建筑。” 而是在流行病大爆发期间，如何能够保证人们正常、健康生活工作的建筑或者空间。

就目前形势而言，相比人防工程，城市防疫工程或建筑防疫设计可能使用频率还要高一些，而实施困难确要小很多，“平疫” 转换的适应性也要好很多。在工业设计中，有一种“潜藏设计”的态度，特别值得建筑师、规划师学习的，比如车座靠背上的头枕设计，两只金属插杆，可以用来破窗，这个百年不遇的功能一旦发挥作用，便能救人一命，防疫设计似乎更加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设计。 

这是最核心的话题，也是一个设计含金量的问题。针对一种罕见的情况，甚至未知的情况去设计，看起来无从下手。而且更为沮丧的核心词是个“防”字。要知道防总是比攻难的多，因为攻只需一点，防却是方方面面。可是规划和建筑设计偏偏就是以“防”为基本立场的。记得工作之初，教我施工图的建筑师对我说，建筑细节设计就是在干两件事：一是防火，二是防水。我顿觉一震，所谓美学逻辑也好，工程科学也好，其实都莫过于真正脚踏实地的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在日后的工作中，我深知对于水火，做得可谓有过而无不及！世界上有多少终身未建功立业的防火门和防火卷帘，数量无法计算，但是在这些消耗显然对于人的生命安全而言显得微不足道，于是，我们是否可以在防疫这件事上有所消耗？我们这一代人火灾大多未能身临其境，但是疫情却已踏踏实实地邂逅了两回……

而防疫之“度”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一个字——“隔”。如果有一种病毒看一眼就能传播，那真的是世界末日，这种情况我们不做讨论，那么对于正常逻辑的病毒，显然都是经过媒介或接触而传播的。如果人与人没有行为接触，也没有媒介传播，显然传染是不成立的，那么随着第一个不幸感染者的治愈或死亡，这件事也就结束了。而之所以能够传播，那就是人的社会性造成的，简单的说就是“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而直接接触显然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间接接触不确定性更强，但是传播力显然也稍弱一些。这样一来，我们的度也就清晰了——避免直接接触，干预间接接触。

首先来谈避免直接接触，对于规划而言便是分：分区、分流、分散。显然分区的大小和效能是反比关系，分区越大，则效能越低。比如这次疫情，最后的核心疫区定义是武汉，一座千万级人口的中心城市，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困难，如果是一个区或者镇，显然封闭和预警的效率便会更好。但是目前看由于管理体制关系，以城市为控制区的情况比较普遍，比如非典期间的香港、北京，以及这次的武汉。那么下调管理区划和减小中心城市尺度，多设置卫星城，便是宏观规划层面的主要途径。摊大饼的城市扩容方式显然不利于分区防控。同时，在现有城市体系中增加隔离带，比如山体、水体、公园等也是非常有效的分割方式，因此山地城市、河网密集城市，保护山地和水体非常重要，过去好多山地城市的规划，完全忽视地形高差，用惯性思维的网格路网进行规划，遇山平山，遇水填水，非常可怕。我们在福建山区县城做新城规划时，采取了山体全部保留的策略，可建设位置加大容积率和密度，从而实现土地利用与自然山体的平衡。（图1）在这个立场上，地块的容积率和密度不是核心问题，而高密度或者高容积率的地块的密度，才是最核心的问题。简单地说，两个地块容积率可以很高，但是中间一定要有低密度低容积率的地块相分割（图2），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个高容积率高密度地块有足够的“安全距离”，而每个地块的密度对于自身也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将随后论述。

分流是偏于管理的问题，但是路也是很重要的基础。显然大而宽的道路是可以分流的，但一旦拥堵，便形成了聚集。反而分开的单向小路，分流效果更加好。分散是形态问题，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强求，而能想到的最佳案例是崔愷院士的“蔓藤城市”设计，这个在兴义提出的城市设计理念，将城市营造成多个组团，各个组团之间是大量的农田和绿地，这种方式在面对疫情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图3）蔓藤城市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在于城市留绿的思考，以往的城市规划中，绿地或城市公园多为点状分布，基于传统的收费或封闭管理思考，但这显然是不合乎社会发展要求的，绿地和城市公园越来越需要开放与共享，其布局也应当从“集中的点式布局“向“自然的边缘布局”发展（图4），边缘绿带不仅隔离，还可以高效使用，避免聚集。（图5）

其次，说完了分，便该聊聊“合”，或者叫做“综合”。这是我不把问题归结于“密度”的原因。显然密度的降低带来的将是“综合”能力的下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区只有50户，可能就不会配套超市和医务室，强行配置也无法运维，显然必须达到一定的基数，才能谈“综合性”。所以我不提倡在一个区块内降低密度，反而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密度。只有达到了一定密度和量级，这个地块才可能具备“综合发展”的能力。比如有两千户，那么社区超市、社区医疗、社区服务才可能存活。这样一旦疫情来袭，这样的小型综合体才能够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与时代发展和现状相适宜的体量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生存单元，这个单元的规模问题可能成为下一步城市规划的核心研究内容。这不仅对于防疫，对于城市发展也相当的重要。

接下来不得不说具体的房屋设计。越是到微观领域，技术的效力便非常的明显，同时，被忽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关键的是个态度和立场问题，也就是价值观。这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设计上。比如疫情期间大家最关心的电梯问题，首先得看电梯配置的数量，过去很多塔式住宅，一梯十几户，当然无法避免住户的不期而遇，这不是住宅本身的问题，这是配置不足的问题。如果规定：每个单元至少两部电梯，电梯按照服务户数严格配置，显然就不存在问题。而对于按键的交叉感染问题，就更加简单了，显然通过感应刷卡或语音控制就可以解决。至于水封、空调、新风等等，都是技术上稍加注意便可以实现的，只是我们以往重视的不够而已。相信这些都并非难点，反而我们应该关注的住宅这个产品的综合能力问题。我们姑且认为墙可以完全阻碍病毒，那么在住宅中能否实现居住者短期的全部需求更加值得我们探讨。比如住宅中的工作空间，比如北方地区大量取消的户外阳台，比如跑步机、健身操的隔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才是设计需要解决和思考的问题，那么动静空间错位，工作生活空间转换的能力才是下一步防疫住宅关注重点。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居家办公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强，这种方式对于大城市降低交通问题，解决出行时间和成本，甚至改善家庭成员关系都非常重要。80年代美剧《Growing Pains》中父亲Jason就是个在家工作的心理医生，显然他的居家工作，让幸福的一家，三个孩子的快乐成长成为了可能。那么未来的住宅设计中，如何实现住宅和办公的结合也将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最后，便是所谓防疫工程或者防疫设施，这些设计完全可以同平时的生活相结合。在这次疫情过程中，快递柜脱颖而出，成为无接触交接的重要载体，但是问题也很快暴露，没过多久，箱柜不足，小哥们仍然就地摆摊，每个小区门口乱象重生，那么快递柜是否可以结合围墙大门设计，固定位置设计，一家一位设计呢？（图6）再比如小区活动空间，如何早有儿童，晚有大妈，夜有宠物，高效率运作？景观设计何以隔而不费，曲而不绝，提供更加丰富的曲幽空间，而不是置人于外、游客止步的纯观赏空间。

直接接触显然是可以避免的，A坚决不碰B总是有办法的，但间接接触，也就是A碰到C，B也碰到C，而C又是无处不在的，可以是水、空气、门把手等等，便是无可防了。如果不能保证C安全，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D，而C越危险，D就要越强大。这件事在互联网交易时做到了，在茫茫的互联网里，也就是C里，A和B想要接触，又不敢接触，因为彼此都无法确定对方是安全的，诚信的，可靠的，于是支付宝的概念也就是D出现了，D提供一个在C里的缓冲空间，A和B把彼此想要交换的东西放在里面，他们都相信D，所以交易成功了。（图7）那么在城市空间或建筑空间中，如果希望避免间接接触产生的危险，就要提供一个安全的间接交易媒介。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四合院（图8），从大街到家里，有多层的室外空间，这些空间逐级保护人们的安全，有了院落就可以防止路人直接觊觎房室之内。如今，在乡村的房屋建设中，应当继续坚持院落的保留与设计，这在现在的宅基地制度下非常困难，但我们在福州晋安区前洋村的安置房设计中仍然坚持了户户有院落的设计思想。这种依山而建，在高度与空间上都已隔离的社区是最理想的不疫聚落。（图9）但是当今的人口与城市密度，显然院落已经不可能，这就需要我们提供类似院落的缓冲空间，对于城市而言，是城市公共客厅，绿肺，越大越丰富安全性便越强（图10）；而对于一栋房子，便是通风采光足够好的廊前灰空间、公共门厅，直到玄关，这些空间曾经因性价比不高而被遏制甚至取消，然而被取消的不仅仅是缓冲，还是一份安全与呵护。层层叠叠的故宫告诉我们，多一道缓冲，就多一份对至高无上之位得呵护。

所以，如果每一道门能够退一步，每一个社区让出一块门口的空间，每一个街区至少拥有一处口袋公园，每一个房屋门前能给让出0.5㎡的空间……我们的城市中、生活中就有了更多可以提供安全沟通的缓冲空间，这不仅仅是设计，更是一种关爱与尊重。（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