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1974年，两座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公众视野，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被考古工作者揭开。时隔40余年，这两座墓葬又有新发现。

12月7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琉璃河遗址考古重要成果：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铜簋，与40余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证据；

利用最新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手段，考古人员精细发掘、还原了西周墓葬棺椁，对研究墓葬随葬器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2月7日上午，记者在琉璃河遗址考古现场看到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这是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葬，其实它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19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

“40余年前，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北京地区一只最大的大青铜器堇鼎。”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当年由于地下水位高，两座墓葬没有发掘完整，一些细节没有完全揭露出来，今年，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工作者对编号为M1901和M1903的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再次发掘，“这次，我们在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新的惊喜。”

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趣事。M1901号墓葬新出土的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

“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一错3000年。”王晶说，时隔40余年，两器重聚首，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为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该墓葬新出土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

M1903号墓葬出土了多件漆器，包括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晶说。

考古现场，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

王晶介绍，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进一步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考古人员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掘。

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

“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王晶说。

通过科技手段，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GIS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逐层进行绘图、摄像、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考古人员还确定了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两种墓葬类型，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其中，最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穿井治城”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的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很高。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此外，考古人员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事书画修复四十多年，曾参加国际文博交流活动，发表论文并获多项国家荣誉证书

从事书画修复四十多年，获“中国当代文博专家”称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书画临摹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古书画研究，复制工作四十多年。

故宫博物馆囊匣修复技艺专家，从事文物保护，文物囊匣设计四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