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百年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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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3

导读：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确记有修复者姓名的古籍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是中

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蟠室老人文集》

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确记有修复者姓名的古籍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论述装裱的专著，其中记载：“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虽然论述的是古画装裱，然而与古籍修复道理相通——好的古籍修复师便是书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由来已久，但古籍修复行业并非从来就有。古籍修复一开始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据一位从事古籍修复的老专家介绍，明清时期宫廷有专门的裱褙臣负责书籍装订，书籍发生破损，也由裱褙臣负责修补。明末清初，随着书籍的普及，书籍在使用中发生破损或在保管中出现问题，修书需求日盛，古籍修复便作为一门行业被单列出来。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

业界公认古籍修复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为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黄怀觉等。

这些古籍修复大师在解放前均为个体户，如张士达为北京琉璃厂的书商，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黄怀觉为海派画家、收藏大家吴湖帆的专职修书艺人，穿梭往来于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齐白石等画家群体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1956年公私合营，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张士达经赵万里介绍进入北京图书馆；黄怀觉经吴湖帆引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曹有福原为苏州大户人家修书，后进入上海图书馆，因年事已高，进上图没几年便退休了，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几乎未留下片纸只字。

解放初期，全国仅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成为全国各省市藏书机构古籍修复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过去一直采取的是师徒相授的沿袭方式。师父怎么修，徒弟学到手就怎么修，跟哪个师父就学成哪个样。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别，还是不同师父的修复习惯之别，都只在具体手法上有所差别，“整旧如旧”的原则一直是古籍修复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共识。

古籍修复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南北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据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造成它们在操作顺序、修复手法上有所区别。比如北方因为气候干燥，古籍风化、焦脆的情况就比较多，很多书一拿都脆的，针对这种情况只能整页托裱（在待修书叶的背面涂满浆水，覆盖一张新的纸上去）；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书页孔洞补破。如果在南方整页托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浆糊也多，会更容易招虫蛀，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

另外南北派之别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南方人秀气，做事比较细腻；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较粗犷。过去发生过南北方的师傅互相不买账的事情，比如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去看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裱的画，两者肯定是有差异的。

古籍修复的“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等几大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的共识，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古籍修复工作者遵守的规范与标准，但它是由过去几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完善的修复理念。

据十几年前的一次统计，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还不到100人。但是全国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这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

再来看看古籍修复的速度。一本破损并不严重的清代家谱可能需要10个工作日；一套霉蚀严重的《管子较释》可能要花去一两年时间。浩如烟海的待修复的古籍与缺乏的古籍修复人员、缓慢的古籍修复速度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