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平凡的世界》，是我1997年毕业进厂后的第一个冬天。那时被分到基层车间，化工装置二十四小时运转，我们这些新人自然要跟着倒班。凌晨两点巡检，车间设备发出低沉的轰鸣，空气中弥漫着氨水的气味。我打着手电筒，一格一格地攀上铁梯巡检，手冻得通红，心里满是刚出校门的不适应。
就是在那时候，我在宿舍的上铺，裹着棉被翻开了路遥的这本书。看到孙少平在学校连五分钱的“丙菜”都吃不起，偷偷啃黑馍的段落，我猛地合上书页。想起自己刚倒班时，因为困倦填错了一个仪表数据，被师傅当着全班组的面严厉批评后，躲在更衣室默默流泪的窘迫。那一刻，隔着书页，隔着三十年的光阴，一个化工厂的倒班女工和一个黄土地上的揽工汉，竟有了一种奇妙的共鸣。
奇怪的是，书越往下读，我越忘记了自己的委屈。孙少安的砖窑塌了又起，孙少平在暗无天日的煤矿巷道里读《牛虻》——看到这些情节，我忽然觉得夜班巡检好像也没那么难熬了。化工区不允许有明火，我就借着手电筒的余光，在巡检间隙匆匆扫几行字。巡检路线上机器的轰鸣，竟成了最好的背景音。读完小说的那个凌晨，我望向窗外，灯火通明中，厂区成片的设备和管线像大地深处长出的钢铁森林。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那些所谓的“苦”，轻得像冷凝塔飘出的一缕蒸汽。
真正让我心灵受到震颤的，是后来读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薄薄的创作手记，揭开了《平凡的世界》背后那个孤独的背影。路遥把自己关在煤矿招待所，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偷吃馒头的老鼠。他写道：“有时候写着写着，听到背后窸窸窣窣，就知道是它来了。我索性掰半块馒头放在桌角，它吃完就走，我们互不打扰。”
我把书扣在胸口，久久没有翻开。那只老鼠不是文学意象，是路遥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本可以回到西安的温暖书房，回到文学界的觥筹交错中，却偏要“囚禁”自己。没有电话，没有电视，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他把被子叠起来当靠背，把资料箱当桌子，趴着写了整整六年。
这让我想起那些年倒班的日子。凌晨三点是人最困乏的时候，眼皮像灌了铅，安全帽下的头发被汗水浸湿，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没事，巡检记录写得潦草点，也没人细看。”但每次想到路遥趴在招待所箱子上写到天明的背影，想到那只安静的老鼠，我就拧亮了手电，把每个仪表数值看得更仔细些。有人问路遥苦不苦，他说：“当你心里装着一件大事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不叫苦，叫心甘情愿。”
后来我调入党群部门，从宣传干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岗位，还是改不了深夜读写材料的习惯。办公室窗外能看见厂区成片的灯光，能听见远处隐约的设备运转声，就像大地跳动的脉搏。爱人嘱咐我早点休息，我却想起路遥的话：“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我常觉得，自己并不孤独——那些深夜，书里的人陪我，写书的人陪我，甚至连那只早已消失在时间里的老鼠，也成了我精神世界里的“同谋”。
作为一名在化工行业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员工，我常常和青年人分享自己的阅读经历。化工生产讲究的是耐得住性子、受得了枯燥，在周而复始的倒班中守住安全底线；党务工作同样需要这种“路遥式”的定力——摒除外在的纷扰，沉到基层的土壤里。
现在，《平凡的世界》就放在我办公室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书页泛黄，扉页上有不同年份的批注。有人问我，一本书为什么要读这么多遍？我想说，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对来路的回望。那只路遥笔下深夜陪伴他的老鼠，也早已成为我心底一个隐秘的符号——它提醒着我，当一个人真正把心沉入到一项事业中时，孤独便不再是敌人，而是深夜窗口最忠实的陪伴者。
窗外的厂区又亮起了灯。我关掉电脑，打开台灯，再一次翻开书页。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像循环水冷却塔的水声，一下一下，洗去浮躁，沉淀下岁月的回响。
台红霞，女，1977年3月生，现任永银化工党务工作部部长。爱好文学、读书、羽毛球，多篇文学作品发表于《中国平煤神马报》、《河南能源报》、永煤集团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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