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责人不如省己，从李嘉诚风波看中国经济风险

作为精明的商人，李嘉诚调整资产配置肯定有其深思熟虑，我们不应用政治逻辑解读商业逻辑，反而应从中看到影响中国经济的四大潜在风险：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社会稳定的风险，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邱震海|文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李嘉诚撤资大陆的事情，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问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口号，甚至还有人发出了“不能让李嘉诚过桥抽板”的说法，让人觉得颇为诡谲。

李嘉诚的出走，一定有多重原因，绝非单一原因那么简单。坊间传闻的种种原因，想必“李超人”听了，都只会抿嘴一笑而已。但他绝不会告诉你，他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李超人”之所以成为高人，就因为他绝不会为了某个单一原因而下大注或撤大注，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综合考虑之后才做出的撤资决定。

既然这样，大家就不要在某个单一的原因上做过多无谓的“脑力激荡”了。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这充其量就是一次正常的商业行为而已。既然当年可以来投资，现在当然也可以撤资。很多的恐慌和责难，其实都是无谓的。

至于提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官媒文章称，李嘉诚早年在中国的发迹，靠的是权力的关照，因此“李超人”未来还有三大使命未完成，这显然有点过于强人所难了。要让“超人”成为“圣人”，恐怕一件不合人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蓬勃兴旺的大市场里，“李超人”走了，一定还会有“王超人”、“马超人”等源源不断地进入。值得注意的是，与“李超人”相比，新近崛起的富豪们，绝大多数是出自中国大陆的人士。

当然，鉴于“李超人”的风波及其“教训”，新崛起的“王超人”、“马超人”等人，最好不要再与权力有太多的瓜葛。

话虽这么说，有些认真、严肃的反思还是需要的。今天的中国在成就巨大的同时，确实存在一系列让人不可忽视的风险。成绩不说不会跑掉，风险不说倒可能不断累积，以致后患无穷。

今天的中国，存在四大风险：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三、社会稳定的风险；四、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一，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

关于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相关论述已经汗牛充栋。只不过，绝大多数论述只是在中国经济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国经济在供给面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在供给面同样面临“三驾马车”的严峻挑战，亦即劳动力、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负面效应将在未来二十年里不断蔓延。因此，未来二十年，中国如何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天下华山一条路，出路只有一个，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提高以创新为主导的核心竞争力。但坦率讲，对这一点，许多人信心严重不足。试想：在一个素来就不鼓励创新的传统教育体系里，在一个素来不鼓励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忽然要以创新为主导，无异于缘木求鱼。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万亿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阐述，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调整，大概将经历是5-8年的时间。这5-8年里，中国经济调整须完成三大转型：一、经济结构须有第二产业（亦即工业）主导，转为第三产业（亦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主导；二、须由生产要素主导转为创新主导；三、须由基建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当5-8年的经济调整期结束时，上面的三大转型也将相应完成。届时，中国经济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说，还将面临20年的高速增长期。

问题是：在这5-8年的经济调整期，我们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应跟上，那么前景无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么前景就将相对暗淡。

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进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背后的浅层原因，自然是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人们无暇顾及改革；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更为复杂。人们只要看一下刚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即可大致明白这一点。

如果说，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微刺激，强改革”，那么当2015年“微刺激”已经变成“微强刺激”之后，原来的“强改革”是否也该相应变成“超强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诗意的话：“理论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问题再多，只要经济在持续发展，一切都可以被暂时掩盖或拖延，过去若干年我们就是这样“拖”过来的。但经济一旦持续下行，那么所有深层的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很多平日没有关联的问题，都将彼此发生逻辑联系，形成一个巨大的“并发症”。

二，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就是在金融领域里发生“骨牌效应”式的大滑坡，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绕不开债务危机这一总源头。

中国的债务杠杆率已经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债虽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短短十年里，中国的地方债几乎翻了五、六倍，而且还在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背后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问题，亦即财税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呈现巨大分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土地财政，二是大幅举债。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大幅举债，原因只有一个：相信人民相信党。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中央政府将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他们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国就永远不会出现象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的情况。试想，今天的中国，你能相信哪一个城市将由于举债过高，无力回天而忽然像底特律那样宣布破产吗？

这一切得益于封闭和不改革。但今天中国的另一面却是，改革已经进行了一半。从改革已经走到一半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又早已不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银行的呆账、坏账也总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总有一天，中央政府将再也无力为为所有的地方债做信用担保。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也许就是中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资本大幅撤离的时刻，也是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刻，所有的“骨牌效应”都会在那一刹那爆发。

也许现在谈这个问题为时过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耸听。但我告诉你，矛盾就是这样累计下来的。矛盾的累积永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平日不会发觉，但一旦发觉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机，让所有人都深刻体会到了下面几点：一、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国金融体制内，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经验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切入口：一、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之所以相对安全，源于其不开放，因此未来对开放和改革要更为谨慎；二、中国金融体系若不开放，未来累计的问题将更多，因此要加快开放，使其真正具备抵御一切“病毒”的能力。

三，社会稳定的风险

社会稳定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所有转型期国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国特色”。

所谓转型期国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这在欧美的转型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鉴。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稳定问题不必过于敏感，它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我们的很多官员一遇到社会稳定问题，首先想到是政治问题，用客气的话说，这多半是由于读书不够，因而没有历史和国际的视野。

而所谓“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相当程度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和手脚，以至于很多时候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穿新鞋走老路。”

今天的中国，有两个过程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同时发生，一是发展，而是改革；发展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延续，而改革则始于1979年，主要是为了改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开放36年后，今天的人们表面上已很难区分，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发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当问题出现了，而我们又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严重分歧或严重偏差的时候，我们才会隐隐发现，我们原来的那些旧体制和旧思维，依然在如此严重地束缚我们的手脚。

读到这里，您也许会觉得奇怪：读书不够，视野不宽，旧思维束缚手脚，这与当今中国的风险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面的关系大着呢。君不见，今天中国的许多社会稳定问题，本来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因为它们本身都是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但之所以处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于官员的水平不够造成的。

这就象外科医生开刀，本身是很专业的问题，考验医术，考验水平，但有的大夫医术不精却还满脑子政治思维，你说这刀能开好吗？

2012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当今中国，要把政治问题专业化，切忌把专业问题政治化。三年过去了，这个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越来越迫切了。

几年前，我还提出过“两个速度”的理论，即经济上升速度能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来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过去若干年，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问题被掩盖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今天和未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社会矛盾很有可能跑过经济增长，届时一切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在这个时候，全面提高官员的认知和治理水平，已经不是一句空话。如何用市场经济的“药方”治理市场经济的“病症”，而非用计划经济“药方”治市场经济之“病”？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四，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今天中国的另一个风险，是战争的风险，或者用稍微缓和的话来说，就是外部军事冲突的风险。

也许你觉得我又在危言耸听。但只要看看这些年中国外部矛盾频发的程度，以及我们国内对军事的关注热度，就可大致清楚这一点。

这里的问题看，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到了一定时候，都会遇到内部转型期矛盾频发，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问题，即所谓内外夹攻的局面。就外部冲突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与外部力量产生矛盾，无论是领土的矛盾，资源的争夺，市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界定，以及话语权和领导权的确定等，无不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崛起要绕开这一历史传统的“魔咒”，恐怕很难做到。这是这一代中国人在幸运中的宿命。

从主观的方面来说，中国过去三、五百年，积弱积穷，积攒着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机，正好可以一展雄心。这种心理作为中国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但却需要超越，否则即便不导致悲剧，也很容易导致心理扭曲。

从外部世界的角度说，世界秩序五百年河东，五百年河西，西方人面对中国的崛起，心理极其不平衡。在这方面，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

关键是，中国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都只是理论上的讨论；在每天的政治实践中，很少有人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准和实操能力。

中国人要声索南海主权，周边国家和美国认为中国在挑衅，搞得中国人很冤枉；中国的实力发展自然要冲击美国主导的秩序，美国人心理酸溜溜，但又不明说，于是给中国设置很多障碍。理论上说，中国崛起，中美共管世界，中美可以好好谈，但中国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国谈，美国人会愿意坐下来真诚地和中国人谈吗？中国人一味相信实力可以改变一切，但我们有没有看过历史上西方国家为此走过的弯路？我们知否要重复这些弯路？

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很抽象，很虚，但放在现实政治层面，就会觉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地区，经济很繁荣，但安全形势却最危险。大国崛起及其与周边的矛盾，也都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我们只要看看1995年到现在，短短二十年，我们的安全局势发生了何种变化，我们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我们是否会经历一场战争了。

最近，我经常提出“2050年命题”，亦即到了205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35年。35年，不短也不长。1980年我刚上大学，迄今正好35年，其间中国与世界发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再过35年，我们将更和平，还是更危险？我们的内心将是更幸福，还是更焦虑？

说35年之后的事情，似乎太耀眼。但着眼于未来若干年，一旦打仗，我们怎么办？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潜在念头。普通百姓可以不想，可以依然迷恋于各种军事节目，但李嘉诚可能不会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