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拜访－－怀念周周恒刚先生
认识周周恒刚先生多年，我在轻工部工作的时候，周恒刚先生在食品局工作，每每上、下班在楼道里遇到，含笑点头而过。
调到中国酒杂志社当社长以后，才与先生有了正式的交往，其可记之事甚多。
三年前的6月16日，周周恒刚先生去世之日，就想写点东西，但心绪太乱，无法落笔。三年后的今天，怀念之情尤烈，想先生与我多年之情谊，涌集心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尤其是最后一次拜访周周恒刚先生的情节萦绕于怀，特别是先生对中国酒行业独到见解，每每想起，更是令我难以平静。终至于深夜独自命笔，以成此文。
呜呼周恒刚先生!
最后一次见到周恒刚先生，是三年前的今天——二00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一次打电话过去，心明接的，告知周恒刚先生又住院了。因为术后病情有所复发，正在做第八次化疗。现在医生禁止一切与外人接触。心明是周恒刚先生的小女儿，多年来，由她随同照应周恒刚先生的差旅生活。特别是周恒刚先生患癌症以后，夫人陈秀云相继病倒，其子女轮渡守侯在二老身边，心明更是寸步不离。
听心明这样讲，当时心里就“嘎噔”一下，十分担心病情控制不住。从此，几乎每星期都给心明打电话，问询病情。期待着周恒刚先生病情好转，出院。
终于在大约两个月以后，心明的姐姐仲明打电话来说：“遵医嘱，爸爸现在拒绝一切访问。但今天，他一定要见你。他已经嚷嚷了好几天，我不愿让你们来，一是，你们也挺忙的，不想打扰到你们;一是，爸爸的身体极度虚弱，不想让他硬撑着。可是，我们拗不过他，他已经发了好几通脾气了。听说你要来，高兴得什么似的，早早地吃了中饭，虽然仍然只是一盅酥油茶，这可是他病后第一次主动要吃的。可你特别要注意，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也不要谈激烈的话题，到点请务必离开。”
我们匆匆忙忙过去。
见到的周周恒刚先生的状态，比想象的还糟。除了两眼炯炯有神之外，我没有想到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会是这等疲惫不堪的样子。
我进屋时，周恒刚先生正躺在床上，见我进来，有气无力地说：“请原谅，我就不起来了。”说着，还是直起身体坐了起来。我立即跑过去握住他的手，让他慢慢靠在床头垫被上。虽然已是夏天，他的手冰凉。他实在是太虚弱了，以至于在垫被上根本靠不住，一会就不由自主地“出溜”下去，平躺在床上了。
我把新出的一期杂志交给他，并把从秦含章、辛海庭、熊子书等各位老专家处带来的问候转告了他，先生表示非常感谢。“劳他们记挂着，更是烦扰你一趟一趟地跑，心里过意不去呀!一辈子争强好胜，一躺下就什么都不成了，成个废人了。我寻思着，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咋就‘下水道’不通了呢?”他平静的语调多是自嘲式的调侃——这是他的风格，向来大度从容、幽默风趣的他，不管在任何时候话语都是那么亲切，让人愉悦。
一
那天我们还是聊了很多。他心心念念的是这个酒行业，放心不下的是这个做了一辈子的白酒。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酒界的事态发展。
我说到2月19日布鲁塞尔评酒会上，最大的触动是宋河粮液得了特别金奖，这在宋河送的酒样中是较低档的一款，原因是，那款酒的酒精含量少。外国人喜欢。
周恒刚先生说，“这个呀，也不奇怪。之前我不是也说过了，国外欣赏的是淡雅的口味，关于这一方面我已和茅台人说过，一块儿做生意，茅台酒和北京的二锅头，就算一样高的价钱，人家买二锅头而不买茅台。要研究国际口味，不要想当然的闷头去做。市场经济，你就要生产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而不是让消费者来适合你。”
我说：“要研究国际口味，那么，究竟该怎么做呢?现在，有个比较有趣地现象，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几乎喝白酒，外国人就更甭提了。现代中药的奠基人、天津金士力酒业总裁闫希军先生，决定把中药的某些先进技术运用到白酒里边去，他以白酒为酒基，在酒中添加有益成分，在不影响酒质的情况下，风味、口感上有所改变，您认为这样的尝试可行吗?”
周恒刚先生说：“这倒值得一试。但是，白酒的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满不是那回事了。特别是现在，难度更大。我们白酒行业技术还有些青黄不接，另一个，现在多数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赚不赚钱，把经济效益摆在了第一位。哪像过去搞科研，几天几夜不睡觉，我非要弄个头头不可，现在，没有那个劲头喽，更何况，很多酒企业连个科研室都没有了。”
周恒刚先生蹙着眉忧心忡忡地说，“搞科研，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搞科研没有财力是干不了的;一个是，你没有这种精神支柱也是干不了的。你必须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非把这个谜解开不可的劲头，解开这个谜，我哈哈一笑，黄金万两我都不换。没有这种精神了!现在的青年技术水平比过去高明得多了，但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钻研得不够;第二条，要是搞白酒，你不在酒窖里滚爬出来，按着本本搞，你搞一辈子也搞不出来。真要想弄懂白酒，必须在酒窖里滚爬出来，在酒槽里提出来一点东西，他才行。我常说，搞白酒的人呢，哪个大学出来都没用，都不如酒槽大学出来的管用。”
二
周恒刚先生明显地激动起来：“工人的话，他干了一辈子，他受文化限制，他肚里有东西，知道是怎么个理儿，总结不出来他也不懂道理。在酒窖里钻进去，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慢慢摸索，向工人师傅讨教，受到启发，再做实验，印证这个东西，这东西就变成你的了。”
“你和工人一块儿劳动，一个礼拜长10个知识，你都想象不到的。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以后，你学到的东西是可观的，当你几个月碰到一个难度最大、最关键的问题，你若把它解决了，你就上了一个高高的台阶了。你不参予劳动，你就不会发现这个问题，老是隔靴搔痒。”
“台湾搞白酒的水平，一点都不高明，都是采用日本鬼子做清酒、做烧酒的办法，他到现在，我敢说他们没有一个懂白酒的。他们没有在酒槽里滚爬出来，他抓不住那个神!白酒的灵魂抓不住，老是隔靴搔痒，搞了半天，最后出的是日本烧酒，那不是白酒!”
我试探着寻问中国白酒的出路。
他痛苦地摇着头，突然提高了嗓门怒吼：“白酒，中国的白酒没有出路，只有死路——没有人去好好做酒，是死路一条”。
他无限伤感地说，“中国的白酒，我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有希望，一点希望都没有了。近50年来，走出国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你也叫，我也叫，叫声一片，会议没少开，文章没少写，乱叫一通，叫完了，有什么用?我也跟着叫了20多年了，嗓子都叫破了，有什么用?现在，我再也没力气叫了，我也不叫了，我叫了多少年，老是‘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怎么办?文章没少写，报告没少做，厂子没少调查，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啊!”
他狠劲捶着床，脑袋无力地歪在一边，脑门上青筋爆凸。
周恒刚先生从来谈吐文雅，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恼怒。由于体力不支，老人说完，颓然仰在靠被上，用力的深呼吸。
仲明、心明慌忙跑进来看。叫着爸，爸。
过了会儿，他抬了抬眼皮说没事儿。摆手让她们出去。
惹他情绪激荡，我们很不安，借着心明服侍他服药饮水的时机，我们起身告辞。
他说：“没关系，再聊一会。”仲明也说：“很难得你们来了，他这么高兴，就再聊一会吧。但是不可以这么激动了。”于是在他答应闭目休息一会儿再开口说话后，我们又重新落坐。
他躺下了，神情渐渐平静。过一会儿眼睛张开一条缝，看我们还在，放心地又合上了，嘴角又浮上了浅淡的笑意。
三
十多分钟后，他说休息好了，要坐起来，我们说躺着说说话挺好，他没有坚持。
他说：“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你发现没有，中国的好些技术易学易会，但是，一辈子都没会。很多东西，学起来很容易，那只是皮毛;你要想把他做到家，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易学难精，和下围棋一样，看一眼就会，要想精却很难;再比如说唱戏，高粱地里吼几嗓子，谁都会，正经出台却唱不来了。别看白酒看起来简单，它里面确实有好多谜。就像我们的杂技、京剧，台上几分钟，台下10年功。要下很多功夫的。你在这上面没有功底是不行的。白酒也是这样。要靠钻研，多下功夫，一个一个地解决。”
我说：“是啊，可是怎么样才能把“功底”练扎实了呢?”
周老说：“这个样，你急不得。我常跟老伴儿开玩笑说，如果让我做厂长，大学毕业生，分到厂里，对不起，你把鞋给我脱了，给你个大铁锨干去!你能坚持下来，就留下来;坚持不下来，对不起，请您走人!老一辈子的工人，像我们都这样。要有真本事，什么活儿都得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退休多年后，我到一酒厂参观，看到几位年轻人装仓，我告诉他们正确的装仓方式，他们欺我年老，索性把工具递给我，说你装装看。我接过工具二话没说，噌噌几下装好了，他们乖乖地干起来。你没有真本事，只在一旁指手划脚是不行的。你说好说，这个东西也得练。我那时候带一个班，是班长，要领头干，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那时候留给我的纪念。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老了，什么都不成了。你们年轻，有好多事要干，要好好干啊!”
听到这里，我真切地感到声名显赫的周老，他的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走过来的。他虽然病卧床上，但对白酒朝气蓬勃的热情丝毫没有改变，对中国酒的深厚的感情没有变。我真切地感到，他对我们后辈的期许和希冀。
告辞出来，才觉出已经打扰了两个多小时了。这时我才想起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送出门来的仲明说：“打开腹腔的时候，发现已经扩散了——爸动完手术后，对什么都没有胃口，今天你们来，倒是主动喝了盅酥油茶。我们还都要工作，幸好有心明在这儿寸步不离地陪着。”
告别出来，知道每一天都有可能传来先生去世的消息。然而当6月16日晚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时，心里依然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个心怀坦荡，从不弄虚作假，被中国酒行业尊奉为“酒界泰斗”的周周恒刚先生，他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而那一次拜访，成为此生最后一次聆听先生教诲!
6月19日送别周老后，心明送出来说，“你跟我爸也是多年的交情了，前些日子爸还说起来，你到杂志社以后，看你蔫不出溜的，不事张扬，与前任杂志社的负责人截然不同，还生怕你搞不好这个杂志。”这不由使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正式拜访周恒刚先生的情景。
2000年1月1日，一纸调令，我成了《中国酒》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那时，我刚到《消费日报》不久，既不会办报，也不会办刊。硬着头皮一脚踏进《中国酒》，办公室里空空荡荡，却是一个人都找不到。一打听，原《中国酒》的所有人员都随同前任负责人离开了，一个不剩。别说开展工作了，连个交接手续的人都没有。面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我心里空落落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真想甩手走人。“可工作得开展啊!《中国酒》不能在我手里就这样砸了!”一股倔强上来，我钻了进去，剥茧抽丝般开始了我的摸底工作，几经周折后得知，周周恒刚先生的外孙原是《中国酒》的美编，是这拨离去的人之一;而也有传说，周恒刚和《中国酒》前负责人交好。
我决意拜访周恒刚先生。
第一次登门拜访酒界大师，是忐忑不安的，更何况这里边还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当时一点都不轻松，甚而要打退堂鼓的地步，幸好在李鹤鸣先生的陪同下，终于坚持到了周恒刚家。
犹豫着敲门，很快，一个魁梧高大的身形抢出门来，一把拉住我们就往屋里让——“屋里请，屋里请，不要见外，我们可是老熟人喽!”细看，才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周恒刚就是当年那个在部里点头而过的人!一种亲切的熟稔油然而生，在我备受冷遇、饱尝人世冷暖两个月零四天后乍然感受到人间温暖!一刹那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他拉着我的手，呵呵笑着，声如洪钟，“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等你们了!说说，是怎么个情况?”
我简单的把情况给他汇报了一下，周老沉默了片刻，继而语音洪亮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听组织的，组织安排谁来，我就支持谁的工作!你可以有千条理由，万个道理，但共产党的话你不能不听!”周老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3月6日我正式接手《中国酒》。
因为工作关系，因为周老的乐于提携后进，周家我去得很勤，多是请教工作中的问题，酒行业的问题，但也不拘泥于此，每次的话题都从酒延伸到酒外。后来又一起出差多次，渐渐地和他的家庭成员也熟悉起来。两年后的一天，其小女儿心明神秘地告诉我，“当初，我爸可是为你、为《中国酒》担着不少心呢。”我忙问咋回事，心明笑道，“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走后，爸就说，‘看他鼻梁上架幅眼镜文质彬彬、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儿架子，粘不出溜的样儿，能做好杂志吗?’告诉你，你的前任可是位风头很健的人物啊!”
“他现在还在担心吗?”我紧张地问。
“才不呢，爸说没想到《中国酒》能办得这样好，所以，在你们恳请他题字时，才欣然题写‘酒海航针’”。心明认真地回答。
2002年春节我与诸位同仁一道去周恒刚先生家拜年，临别的时候，我们提出请周老题几个字的意思。周老听了，脸色一凛，沉思片刻后，说：让我想想。一下子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早听心明讲起过，有很多厂家、媒体索要周老题字，有的甚至携重金上门，都被他爸轰出去了。心明说，“我爸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有很多报社、杂志社打电话、甚至登门要稿子，爸都不给，爸说，‘没有，我的文章都给了《中国酒》了，都发表过了”。他们说，‘不要紧，你发表10遍都不要紧，只要是你给我们的就行。’爸嘿嘿一乐，‘不必了，我不上，除了《中国酒》我哪个都不上!’为这些个事，我们可没少得罪人，可我爸就这脾气!”
而这次，周周恒刚先生会为我们题字吗?——我惶恐着告辞，不敢再多一言。
春节过后，突然接到周老电话，说他为《中国酒》题的字已写好了，叫我们去取，听闻此消息，我激动极了。
题字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装在一个大号信封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四个浓墨大字呈现在我们眼前：
酒海航针
抬头是“中国酒杂志社 补白”
落款是“酒匠 周恒刚”
“酒海航针”，这是周老对我们杂志现在的评价，还是为我们指明的办刊方向?
是对我们的期许还是赞扬?
抑或是兼而有之?我脑中飞快的思索着，不敢去问。
不管怎样，我们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等待我们的是更加艰苦的征程。既然如此，我们就把周老美好的祝福当作毕生努力的方向吧!你看，老人家在中国酒界声乐显赫，为中国酒业做了那么大的贡献，被尊奉为“酒界泰斗”，而他却自认为只是一个“酒匠”而已，如此言简意赅却给人以巨大鼓舞的话语，却建议我们做“补白”，真是太谦恭了!如此胸怀，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一辈子吗?
后来，我们经过技术处理，将“补白”和“酒匠”四字删去，刊登在《中国酒》杂志版权页的显著位置上，为的是让我们时时牢记周老的教诲，像周恒刚老前辈一样，为中国酒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中国酒杂志社社长
赵爱民写于北京定安东里
200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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