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耘
TIPS：戴耘——《雕塑深圳》
作品将从深圳各雕塑加工厂收集来的，废弃的城市雕塑玻璃钢半成品进行重组拼装。这些已经不完整的玻璃钢物件（有财神、牛头、罗马柱、古代先贤、领袖、英雄等）最终以不锈钢、铸铜、石材等面貌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所在城市的精神诉求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和权力对公共空间的占有。
公共艺术的基本特质
近年来，以雕塑为主要媒介的公共艺术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大小城市。何谓公共艺术？首先，我们把具有开放、公开特质的、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公共性空间，称为公共空间，而公共艺术所指的，正是这种公共开放空间中的艺术创作与相应的环境设计。我们可以就公共艺术所具备三个基本特性——公共性、在地性和互动性，去探究它在具体实践中的概念。
首先，建立于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同时具有艺术性、地域性、时代性的精神内涵，以公共性特征而获得大众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公共性，指的是艺术品不仅是单独作品的概念，不单要表达艺术家个人的喜怒哀乐，更要考虑其他外围观者的诉求和想法，以及特定的社区、广场、街道等环境因素。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所表达的是特定地域的身份特征与公共人群的文化价值观。
其次，在地性指的是艺术家针对具体的地域空间，创造出特定的艺术作品，使其承载着“艺术作品与大地重建血缘关系”的意义。就像庄稼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一样，公共艺术与特殊的地方历史、风俗、行为和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创作时，艺术家往往会将艺术置入场所、空间的整体背景中重新挖掘、重新发现。
最后，互动性，表现为作品、人（公众、艺术家）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共生、彼此交感的认知、体验与感悟过程。过去我们观看一个雕塑，实则是一种被动欣赏的过程，即接受雕塑家赋予的既定的可能性和感受。而在公共艺术中，观者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观者参与的过程，也是对公共艺术的一种延展。开放状态下，公共艺术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在创作者的映射之中，也许在设计之外。
以公共雕塑作品《深圳人的一天》为例。这是一件非常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其创作方法论在现在看来仍让人耳目一新，且较为典型地展现了公共艺术的上述三项特征——在作品正式介入社区之前，艺术家首先对社区的居民结构、空间环境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调研，继而确定创作方法。在模特选择上，艺术家没有刻意对某人进行速写，而是在街区随机搜寻路人，使作品的主题最大限度保留客观性，尽可能减少艺术家的个人痕迹、主观创作方法和语言。在时间设定上，作品选定了1999年11月29日——并非节假日或重大事件纪念日，而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以此消解宏大叙事、英雄主义的光环和情节。这些都是与以往的主题性创作不同的。
在作品展示结束后，艺术家们以表格形式收集了居民对于此次展示的感受与建议，作为作品二次改造的储备方案。这实际上是把社区原住民的想法和诉求糅入作品中去了。可以说，这是一次艺术家与公众共同探索艺术可能性的尝试。当观者成为参与者之后，会给艺术创作带来不确定性，他们的体验既是艺术家的关切，也构成艺术创作的成果组成部分。
公共艺术，本质是艺术而非附属品
公共艺术在欧美城市发展较为成熟，它们将公共艺术规定为城市文化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伦敦、柏林、巴黎等国际性都市，公共艺术百花争艳，在公共空间随处可见。
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艺术家夫妇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创作了很多大地艺术经典作品，他们用匪夷所思的方式包裹山谷、海岸、大厦、桥梁、岛屿，其中便包括那件举世闻名的《包裹国会大厦》。早在1971年，克里斯托夫妇就开启了这项计划。事实上，将这座高46米、长183米，宽122米的德国历史坐标建筑进行包裹，不仅涉及复杂的技术、资金、人力、工程等问题，还须通过德国议会的层层审批。为此，他们花费了24年时间，锲而不舍地游说了190位德国国会议员，向银行、基金会、艺术机构、民间团体进行广泛协调，不厌其烦地修改作品方案，经过大量认证、评估和争论，才将这个被10万平方米的银白色丙烯面料和1.5万米的深蓝绳索包裹起来的大地艺术呈现在世人面前。
展示结束后，有人向克里斯托夫妇提议将作品材料裁成小份，签名售卖，但都被他们坚决地回绝了。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艺术应有其坚守的原则、精神与底线。有人说，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纯粹性能够持久地给人以不带杂质的精神愉悦，让人联想到银河宇宙中的一条丝带，材质是用气撕扯成的丝，又在流动中结成了网，因为轻薄所以温柔地拂动。但实际上，真正纯粹的艺术如木如金，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力量。
公共艺术的本质，仍是艺术
当前在中国，许多中小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往缺少公共艺术。而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共空间，虽也有公共艺术品，有时却呈现着令人惋惜的现状——作品未考虑场所环境、未挖掘内在含义，使得某些公共艺术作品虽置于公共空间场域、具备公共艺术形态，却缺乏公众价值认同和文化内涵，不具有文化空间的共同性、精神性和代表性。一旦公共艺术呈现商业化、世俗性、庸俗化、娱乐性及复制性的文化特性，公共艺术便会沦为大众通俗的城市化装点艺术或是商业配套设施，从而失去了公共艺术真正的价值和特征。
那么，在进行公共艺术创作时，作为能动性主体的艺术家、委托方或各方机构应该建立何种思考呢？我们不妨在此探讨一二。其一，公共艺术应更多传达公众的声音，而不只是代表艺术家个人的想法或委托方的诉求。其二，公共艺术不应是充当粉饰角色的娱乐配套设施，盲目追求所谓“国际化”“巨匠”“空降”“大型艺术”，这与公共艺术本身的原则、精神是背离的。其三，正式创作之前，应对城市或片区做好深入调研，挖掘地域传统，以及当地人在生活诉求、审美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的接受度和承受度。这里提及的地域传统，不是一时、一地、一代人所创造出来的，而是几代人在特定的地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
正如哈里特·西尼在《当代公共雕塑》中所言，“良好的公共艺术能对观众发出对话的邀请，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独白”。公共艺术不是简单的堆砌，它应该有思想、有生命、有交流，它能吸引观众的目光，它能激起观众的兴趣，它能有效地与观众沟通。
城市与公共艺术的共生和共进
如今，我们提起公共艺术，往往会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称之“城市公共艺术”。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其经济体量、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较为成熟，能够及时充分地反映公共艺术的特质，供给艺术生长以肥沃的土壤。也就是说，“公共艺术”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共生关系。
以深圳白石洲为例。一方面，深圳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质——年轻、潮流、高科技、快消费等；拥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兼容性和可挖掘性——优质的服务意识、契约精神、公共意识、市区文化、城市更新等，这也造就了这里市民生活的最高理想便是泛国际化和都市化。另一方面，白石洲作为深圳外来人口的早期过渡区域，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取暖空间。如若在此进行公共艺术创作，我们不仅要调研它的体量、居民结构、社会背景、行为模式、公共意愿，更要紧的，是弄清楚它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在哪。某种意义上，诸如此类社区、社群的共同性格就代表了城市或地方的性格，创作公共艺术，只有深入城乡社区、社群研究其行为习性和诉求，追溯可引起大众情感共鸣的共同记忆，才能真正把握人们所栖居的大地和风景中的造物独特性。
公共艺术无疑能给城市带来许多向好的变化。比如，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域情结的割裂或人际关系的淡薄，公共艺术或许是一种好的形式，可以弥补人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联结；比如，公共艺术不像一幅挂在客厅里独自欣赏的画，它仍是带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性味的；如，千篇一律的高地标、宽马路和大公建难免让人产生钢筋森林的冰冷感，而同质化的城市建设与固化的城市格局，恰恰是公共艺术可以去打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