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所有在京领导，以及31个省(区、市)政府负责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齐聚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只为了部署一件事：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这一场景发生在7月18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各省(区、市)政府负责人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工作会议上。
“这样隆重的阵容讨论这样一件事，之前没有过先例。”国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来自6省(区、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首先汇报了各地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基本状况。
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3.5%，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9.6%；但安徽、四川等中西部省份，民间投资增速却滑落至6%左右，而东北地区滑落尤其严重，其中辽宁1—6月民间投资为58.1%的负增长。
“有的同志分析认为，东北之所以民间投资增速骤降，是因为前些年基础设施建设得比较健全，投资空间小了，真是这样吗？”李克强质问道，“别说辽宁，就是北京在基础建设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短板，一下大雨一些区域就会出现内涝。其他地区怎么会没有投资空间呢？今年6月以来的长江汛情更是提醒我们，我们的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多短板，水利工程建设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他还提到：“产业升级、新经济成长，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薄弱领域建设，都带来了投资空间拓展的机遇。”
“我们必须要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充分释放社会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巨大活力。”总理表示。
“如果我们不能更充分地调动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而是更多依靠政府投资，那不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了吗？”李克强语调铿锵地反问道，“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依靠改革的力度，促升社会投资的‘温度’。”
在李克强总理主持这场会议的当天，全场讨论并梳理出了促进社会投资健康发展的数十条政策建议。李克强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些意见建议“对号入座”。他随后提出三点政策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简化行政程序；尽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创新投资模式，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
“这些年我们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的确出现了权力‘放’下去下面没‘接’住的现象。”总理说，“我看到有些地方，民营企业要投资一个项目，过去要走200多项审批，现在减少到90项、60项了，但还是太多了。我们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李克强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参会者说，既要抓好决定措施落实，防止政策“悬空”；又要完善政企沟通机制，提振企业信心，建立起新型政商关系；还要总结推广各地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和容错纠错机制，促进形成竞相推改革、调结构、抓发展的局面。
观点
“民间投资下滑深层次原因是一种货币现象”
“民间投资下滑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更深层次是一个货币问题。”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7月16日举行的“2016中国资产管理年会”上表示。
于学军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维持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双位数增长，主要动力来源是外贸进出口的持续更高增长。但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该增长模式受到挑战。在此冲击下，中国更多转化为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1年之后不断持续升高。
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对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管理和投放带来了深层或深刻的影响。由收购外汇储备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是以增加外汇储备做基础，而以投资和收购债券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货币发行的基础或储备。并且两者之间的投放主体、渠道、内容同时发生重大变化，并不相同。前一种货币投放更多为实体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多为制造业投资、商业物流、房地产等。后一种模式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或者是央企等。
从社会总体来看，现阶段得到新增信贷最多的是政府部门，实际上等于稀释了居民储蓄和实体企业的资金，结果又导致实体企业投资能力下降。
这也是中国民间投资下滑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银行业出现“资产荒”，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的原因。
于学军强调，现在大家提及的审批环节过多、流程过长、税费过高，融资难、融资贵等仅是表面原因，而深层原因是货币发生了内在机制变化。
（文章来源于新华社、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