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反内卷”：一场国家层面的战略突围与深层治理

 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场由“内卷”向“反内卷”的深刻转型。长期以来，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以及非理性价格战等“内卷式”现象不仅侵蚀了企业利润，更阻碍了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期，中央层面已将“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从光伏玻璃行业的集体减产30%，到水泥协会发布反内卷工作意见，再到钢铁企业执行减排限产，标志着一场由政府引导、行业协同、市场调节共同驱动的“去产能2.0”行动正在加速推进。

制造业的“内卷”现象根源于供给侧的持续扩张与需求侧响应滞后的结构性失衡。当行业供给远超需求时，企业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倾向于通过压低价格、压缩成本甚至牺牲质量进行“非理性竞争”。这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进而波及基层就业稳定。

以光伏行业为例，2024年行业各环节年产能均超1100吉瓦，阶段性供大于求的局面让产品价格一路下跌，光伏玻璃价格甚至跌破成本线。

▲ 中国光伏行业产业链  来源：普华永道

针对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了两项核心治理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内卷”行动并非简单的行政干预，而是通过“政府引导+行业协同+市场调节”的多重手段形成合力。

例如，光伏玻璃行业头部企业基于行业共识达成集体减产30%协议；水泥协会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发布反内卷工作意见；政企协商后的钢铁企业执行减排限产等，均体现了政府引导下的行业自律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有效避免了“一刀切”的粗暴模式。

“反内卷”政策的有效落地，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的协同考量。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了“国内纵深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为企业出海提供便利”双轨并行的核心策略。

这一策略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双重压力：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这是治理“内卷”的根本途径。其核心在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和制度。过去地方政府的“招商竞赛”虽然短期内拉动经济，但长期看加剧了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前文提到的光伏行业的产能扩张就与地方政府的“招商竞赛”密切相关，为了追求GDP增长和政绩，各地纷纷上马光伏项目，最终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统一大市场建设，尤其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旨在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让市场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例如，水泥行业中的一些小规模企业，由于环保成本高、技术落后，已经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它们的退出不仅是行业整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体现。

为企业出海提供便利： 这是缓解“内卷”的另一重要路径。通过政策支持企业赴港上市、海外建厂，有助于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减少摩擦，并利用海外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例如，宁德时代在港股上市的募资90%用于匈牙利工厂扩建，既突破了国际绿色壁垒，又为国内产能拓展了新出路。这种“内外联动”的策略，实现了国内“内卷”问题的缓解与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同步推进。

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市场结构-竞争行为-企业绩效）分析框架来看，制造业的“内卷式”竞争是市场结构变化驱动企业行为选择的结果。

1. 宏观视角：内外需结构变化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化、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过度依赖国际大循环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已难以为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后，外需骤减，导致制造业阶段性产能过剩，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尽管2024年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创新高，但总体趋势显示外需导向逐步弱化，内需承接能力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这种结构性转换促使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而陷入“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抑制了技术升级和品牌发展。

2. 中观层面：平台主导型产业链重构的影响

平台算法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深刻改变了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具备竞争优势的平台型企业日益成为产业链的关键枢纽，通过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实现对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定价策略、消费引导等多个关键环节的集成控制。

尽管中国平台企业在技术研发上有所提升，但在创新投入强度上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且平台算法存在对市场有效需求结构系统性误判和匹配失灵的可能，进而扭曲了制造业原有的价格形成机制，诱发产能过剩和产品同质化。

• 对“价格内卷”的推动： 平台算法通过动态定价与弹性供需调节，改变了传统定价方式。为争夺有限的流量和订单，制造企业不得不压缩利润、缩短交付周期，陷入持续高强度的价格竞争。

  
  

• 对“链条内卷”的诱发： 平台算法对消费者注意力和购买决策的干预，影响了制造企业的生产行为。企业被动响应平台偏好的低价、高频商品结构，主导企业借此强化对产业链的控制权，通过压价、压工期、压服务等手段将成本和风险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削弱产业链韧性和创新能力。

这种以平台为中心的产业链重构，不仅打破了传统企业间的横向竞争与纵向合作边界，更重塑了价值创造与分配机制，使得主导企业更容易凭借规模效应扩大市场份额。处于平台边缘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则在规则约束下被迫竞争，面临双重“内卷”压力，其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导致履约成本上升和议价能力下降。

“反内卷”行动的持续推进，不仅取决于短期成效，更在于能否形成制度化的长期治理机制。

• 政策稳定性： 当前治理措施多为行业自律和临时性政策，缺乏长期的制度保障。未来需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确保减产协议的持续执行和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

  
  

• 政策协同性： “反内卷”涉及多部门和领域，发改委、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的职能协调至关重要，需形成政策合力。

  
  

• 政策包容性： 在推动落后产能退出过程中，需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稳定，并为被淘汰企业提供转型支持。

  
  

展望未来，“反内卷”之风将从光伏、钢铁、水泥等行业吹向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如家电、化工、机械制造等。这些行业的治理同样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参与。

此外，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反内卷”行动还将延伸到国际市场。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设置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方式限制中国企业的出口，这促使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建厂、技术输出、品牌国际化等方式，将国内“内卷”压力转化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反内卷”是一场从企业到国家的战略突围，直面经济结构性矛盾，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政府引导、行业协同和市场调节的多重手段，这场“去产能2.0”行动正在重塑多个过剩行业的竞争格局。政策的持续深化，将在制度设计、政策协同和社会共识上不断突破。

最终，中国经济有望在“反内卷”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重建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文章来源：数字社会发展与研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