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伊始，经济形势变得萧条。很多中小企业倒闭在大环境下，侥幸存活的企业也不得不面临诸多问题，开工不易，且行且珍惜！
广东省大岭山镇，以家具制造闻名，所制家具多为出口，有“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称号。大岭山镇家具协会秘书长何建成告诉记者，镇上最多的时候，原有600多家家具厂，近年来由于成本上涨和环保压力，已几近减半。而就是这300余家，日子同样都不太好过，多为亏损。“老百姓的口袋里没钱了，被楼市和股市套住了。”何建成说，卖场人气低廉。按照镇上一家大型家具企业经纪人的说法，今年的家具行业，10家中，约有5家亏损、3家保本、2家赚钱，“卖场里都看不到人”。
“家具行业应该是和房地产紧紧绑在一起的。”大岭山镇和瑞木器制品厂老板廖美清已将自己经营8年的工厂关了，遣散了30多个工人，以20%的价格贱卖了几十万的设备，停产歇业。他的产品多为家具代加工，货供给香港皇朝家具等客户。而在今年，来自香港皇朝的订单锐减。“我向皇朝要过几次订单，他们都说没有，卖不出去。”廖美清说，他做实木加工，原材料多来自美国，贸易摩擦一来，只有关厂。
内需疲软，似乎日子稍微好过的中小企业，都以外单为主。内需萧条与朱来明关系不大，他的工厂仍然在不停地运转。11月某天上午，当记者来到位于大岭山镇的溢莱家具厂时，厂区一片轰鸣，占地20亩地的三间厂房，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曲木家具。这些家具的包装上英文字样显示，它们将最终被发送到海外市场。客户主要来自于欧洲市场，“中美贸易战对我们一点儿影响都没有。”朱来明说。
“欧洲订单更看重品质和原创，量低但利润高，别看美单（美国订单）量大，但价格杀得非常低，也不看原创。”朱来明说，镇上做出口家具的，多为代工，集中销往国内和美国，净利润很薄，集中在5%上下，挣辛苦钱。他的企业净利润率相对更高，约5000万元的年产值中，净利润超8%。
“代工都是没有灵魂的，迟早会挂掉。”在办公室内，朱来明对着来访的廖美清说。后者关厂时，跟他借了3万元给员工发工资。与镇上其他家具老板不同，53岁的朱来明不仅是老板，还身兼首席设计师一职。他稀薄的长发梳在脑后，艺术家的范儿十足。在铁皮房厂区的机器轰鸣声中，办公室阳台被他装饰成了会客厅，采光充足，配以简约的曲木家具，似乎是有意要闹中求静。
与其他家具老板不同，朱来明同时还是首席设计师。他坚信，原创才是企业灵魂，而非代工（张雷 摄）
朱来明同样深感压力巨大。见到他时，他刚刚结束一次“辟谷”。这是古人流传下来的一种养生方式，代指道家养生中的“不食五谷”。要求在一定长度的时间内，通过绝食、调整气息等方式，对身体机能进行调节。朱来明过去7天都没吃东西，只靠喝水充饥，一周下来瘦了5斤多。他穿一件深色T恤，袖口临近胳膊肘，牛仔裤的腰部与皮带一起耷拉着，向人们提醒着他曾经的体态与重量。
这是朱来明今年第二次“辟谷”了。头一次，他没有经验，试图在家自学成才，弄得“整个人每天烦躁得不行”，此后体重报复性反弹。这次，他交了6900元学费给一位“圈内”的师傅，专门听了几天课，回家一试方才渐入正轨。他说，“辟谷”能使人心静参悟，认识“因果与轮回”。“没办法，负能量太多了。”朱来明说。
对于人工成本的上涨，朱来明倒不是很在乎，他觉得“那都是工人们打工应得的”。他的工厂工人多来自贵州、云南、广西等偏远省份，不乏夫妻同行。他说，夫妻俩但凡在他工厂工作超过两年的，“存个10万元绝对没问题，回老家就能按揭一栋房子”。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小企业家很欣慰的地方。
真正让他感到压力的是疯涨的土地租金等成本。一年前开始，租金开始稀释他每年超8%的净利润。2018年6月，原有厂房房租到期后，从4.3万多元/月猛涨至19.4万元/月，每年多支出近180万元。而环保督查要求，将原有锅炉的生物质燃料替换为天然气，后者每小时燃气费约320元，燃料成本每年多出约70万元。加装了环保所要求的粉尘设备后，电费也从约4万元/月涨至7万元/月。总体算下来，仅这一年，各项成本支出就多出了近300万元。朱来明没想到，工厂刚稳定没几年，“怎么就遇上了今天这情况？”
2000年，35岁的朱来明来到大岭山镇创业。他从小家贫，初中辍学去学了三年木匠，后在湖南开胶合板厂有了一定的积蓄。世纪之交的大岭山镇，依靠着家具巨头台升集团发展起来，一批批家具厂在房地产和出口加工业繁荣的年代争相涌现。彼时，朱来明主要靠着给港台企业做配件代工生存。好日子不长，就遇上了2008年金融危机。港台老板欠了200多万元货款，人间蒸发了。
东莞溢莱家具厂内，一名工人在休息（张雷 摄）
朱来明每天抽两包烟，看着积压的货物想：“要不就死在工厂里算了？”最绝望时，他买了两盒安眠药，时刻准备自尽，但看着家人又于心不忍。工厂每月高达10万～20万的亏损如竹篮打水一般，让他痛定思痛：代工终究只是附属，只有原创才是出路。于是，他靠着木匠的手艺和悟性，全力摸索设计曲木配件和家具。
家具行业与时装类似，展会尤其重要，尤以每年3月的广州展、9月的上海展为甚。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具商，会花费几十万装潢维持三天的店面，向各地客户和经销商展示产品。2009年，溢莱首次参加广州展，仅能拿出曲木配件参展。展会上，唯一订单来自一位韩国客户，后者对曲木配件和设计很感兴趣，让朱来明提供一个货柜试试。他就靠着这位客户打开了海外市场，熬了几年。
2013年，欧洲家具电商MADE在展会上接触到朱来明，从每年让他提供4～5个货柜起，向他开出订单。慢慢地，这笔订单如今达3000万元/年，MADE自身能售出1.5亿元，朱来明从中提成，日子才算好过起来。他觉得，欧洲市场的打开，靠的就是自身原创设计能力，这是他与镇上其他家具厂的最大不同。如今，作为一家家具企业，他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是东莞高新技术产业和版权示范单位。“整个镇上，能做原创设计的老板就两个，他是唯二之一，很难得。”朱来明说。
与那些削减规模的工厂相比，朱来明正考虑扩大生产。此前，他与东莞理工学院和广东高性能计算机学会签订了合同，做智能家居的研发和转化，想要打开内陆市场，“两条腿走路”。“智能家居的研发投入很大，需要批量成果保证利润，不然很难活下去。”每年，朱来明会投入5%左右成本做研发，其中包括花100多万元聘请意大利团队做设计，两方通过线上合作，设计产品约80余件。但问题在于，目前厂房不仅租金难以承受，容量也有限，很难做成果转化并批量生产。
朱来明想过要买地，但苦于没有资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就开始悄然转型，启动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计划，引入高新技术行业，原有产业逐步洗牌。大岭山镇在关停、淘汰了一批家具厂后，引入了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规定年度纳税额至少需达50万元/亩，才能在大岭山拿地。朱来明的企业，虽然也是高新技术企业，但纳税额只有约15万元/亩，无法拿地。
这是家具业先天薄利的劣势所致。一位家具行业人士说，家具业产值很难做大，目前全行业没有一家年产值过百亿的公司。“这些年家具行业批量生产少了，个性化定制在增多。”“目前能买地的，都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大岭山镇政府一位干部说。该镇最大的床垫厂，已将上千平方米的近半厂房以25元/平方米/月的价格出租出去，后者约50万元/月的收益比生产更高。
“太疯狂了，这样实体经济怎么做得下去？”朱来明感慨着。由于支出猛然上涨，他今年取消了与意大利团队的合作，也不再打算参加上海家具展。三年前，他同样做家具的弟弟迁往越南，临走前劝他也去。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再折腾就没去。如今，他也不得不考虑离开了。
深圳尚品居家具营销中心总经理林波从事家具行业近18年。他说，今年是生意最难做的一年（张雷 摄）
2018年，产能过剩而需求下降，上游厂家几次想过再涨价，但都没有涨起来。一些人反复讨论，得出了一个共渡难关的方案：整合产能，将分散的中小型业务合并。
朱来明，选择了去其他地方整合。他愈发感到力不从心，快扛不住了，“这样下去厂子三年之内就要关掉了”。采访的第二天，他就将奔赴湖南郴州桂阳县签合同。该县目前在着力打造智能家居行业产业链，承接产业转移，给了政策优惠，广东迁过去的优质企业可拿地建厂。朱来明打算去那里完成自己的设计和智能家居梦。
儿子第一个提了反对意见。2000年，儿子随朱来明到大岭山镇时，不过10岁。他在这个镇上成家立业，进入父亲的工厂帮忙，还娶了一个本地姑娘做老婆，岳父为镇上干部。“又不是混不下去没饭吃了，为什么要走？”儿子这样反问。朱来明无言以对。他想了想，自己这么一走，和广东高校的合作都得推倒重来，而那边的配套也暂时什么都没有，“相当于再创业了”。
但形势似乎不等人。当朱来明在广西贺州、江西南康和湖南郴州等地奔波考察时，厂子里的支出已慢慢覆盖利润，儿子感受到了这些变化。当朱来明决定去湖南郴州，让儿子给他订票时，他问儿子：“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儿子叹了口气，说：“那还是走吧，这里不属于我们了。”朱来明讲到这里，红了眼眶。
在离开前一天的中午，因为记者的到来，他约了一个镇政府干部朋友一起吃饭。干部说，最近新换了镇长，镇长某次出差时表示要扶持优质家具企业。“你要不下午准备一份材料？给镇长说明一下情况。”干部朋友这样劝朱来明。
朱来明心有所动。此前，他也想过向镇领导打报告，陈述企业成绩换取支持。但有朋友劝他别弄了，觉得没用。如今，干部朋友的这番话又点燃了他的希望。直到饭后两小时，记者打算离开奔赴下一个采访时，他仍在纠结第二天是否去桂阳。
待到第三天，朱来明发了一条朋友圈，配了三张图。图上是一片正在平整的工业用地，红土与水塘交织，远处是荒山和电线。他和儿子站在土地边合影，一脸木然。这条朋友圈定位在湖南郴州桂阳工业园，朱来明配了三个字：“路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