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及：
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
这是继2018年和201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房地产税再次进入中央权威文件。
这意味着，立法是大势所趋，房地产税一定会来。
那么， 房地产税会很快到来吗？
落地恐怕不会那么快，毕竟，房地产税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否开征房地产税，不仅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立法问题，而是关乎一系列的利益博弈，关乎房地产长远发展的大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房地产税，最主要的作用并非降房价，而是为地方政府开辟新税源，以取代日渐枯竭的卖地收入。
毕竟，房地产税，是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当楼市从黄金时代步入白银时代，卖地收入日益收缩，住房整体接近过剩状态，房地产税的迫切性越来越强。
房地产税的推进，虽然不是为房价而来，但势必影响到整个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遭受一些群体或明或暗的抵触。
房地产税是持有税，只要有房就要长期缴税。即使每年税率只有1个点，累计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成本，这就与个税、契税、增值税这种交易时才会产生的一次性税费，形成悬殊对比。
更关键的是，房地产税至少将会影响近半家庭，这背后充满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根据《央行最新调查报告》，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七成财富都是房产，住房拥有率为96.0%，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
退一步讲，假设一套房的刚需家庭可以免征，那么房地产税覆盖的家庭比例也高达41.5%，影响范围之大，可见一斑。
开征住宅房产税对普通人影响大吗
从目前收集到的信息分析，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不大，理由有三：
一是“目前试点政策仅针对高端居住需求征收房产税”。早在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分别开始了针对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在正式的房产税立法出台之前，两地的试点征税政策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也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于住宅房产税的定位和态度。
通过对两地试点征税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征税对象、征税方式和税率方面，两地政策略有差别，但核心理念是一样的——仅针对高端居住需求征收房产税。
如在上海，仅针对上海居民的第二套房，而且家庭全部住房人均面积超过60平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出部分的面积征税。对于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就意味着180平米的免税面积，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是够用的了。而对于略有超出的那部分面积，按照0.6%的税率征税，压力也不算大。
与上海通过人均居住面积来确定纳税对象不同，重庆则通过房价高低来划定需要征税的高档住宅。在重庆，应税的高档住房是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含）以上的住房”。而且每年1月1日，重庆还会根据房价走势，上调起征价格。2020年，主城区个人新购高档住房是指成交建筑面积价格达到19587元/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而根据Wind的数据，2020年4月，重庆市住宅成交均价是1.3万/平方米，这也意味着大部分的住宅交易价格都落在起征价格之下，无需纳税。将纳税跟房价绑定，也解释了重庆为什么是全国房价最稳定的城市之一。
二是“房产税相关的立法和推广尚需时日”。首先，房产税的征税目的尚在讨论中，到底是施行“调节”为目的的“窄税基”房地产税（如上海、重庆模式），还是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的“宽税基”房地产税，暂时还未明确。
其次，根据《立法》，房产税立法有着严格的程序，从提案，到提交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再到最终表决通过，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过程中存在争议，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改和协调。最后，考虑到住宅房产税影响巨大，不排除更多推广和试点的开展，如此也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摸索和适应。
三是“我国以公租房、廉租房、共产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体系逐步完善”。除了购房，我国日益完善的公租房、廉租房、共产房等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立，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提供了更多的选项。显然对于保障性住房体系不存在房产税。
另外，根据目前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方案，“对房产税试点征收的收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如此，房产税不但不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还助力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设，将起到支付转移、帮扶弱势群体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本次讨论的住宅房产税制度不会影响普通老百姓的安居乐业。而对于过度使用杠杆、哄抬房价的投机客，房产税的出台，带来炒房成本的急剧增加，不排除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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