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波制造业倒闭大潮汹涌来袭，企业管理应该如何革新？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标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当前，“中国制造”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制造业第二次倒闭潮也正在蓄势汹涌来袭。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样本区域。当地一名从事外贸业务的管理人员称，东莞的外资撤离和企业倒闭从2008年开始出现，今年情况尤其不好，以前是加工企业搬到内陆省份，现在开始搬到越南和东南亚。

　　据公开报道，2008年至2012年，东莞全市共有7.2万家企业倒闭。

　　制造业倒闭潮和裁员减薪潮不仅存在于东莞和中国制造业公司，在华外企同样情况不妙。

　　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中国欧洲商会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在华裁员的欧洲公司比例从2012年的10%升至16%；2014年有24%的公司在中国削减成本，高于2013年的22%，而裁员正是外企在华成本削减行动的一个常规选项。

　　韩国有关机构去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华新设法人的韩国企业2006年为2294家，2008年为1301家，2010年减至901家，2013年减至817家，2014年上半年进一步锐减到368家。这一数据从2006年至今减少了将近9成。

　　从以往的只是局限于中国制造业公司，但如今的在华外企也开始波及受到影响，一切都在暗示着，中国第二波制造业倒闭浪潮，其根源已开始发生变化。

　　以东莞市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东莞全市倒闭企业中，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分别占东莞倒闭关停企业总数的44.1%、11.8%、7.6%和7%，合计占比70.5%。

　　“2008年，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属于市场原因，”东莞本地学者龚佳勇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

　　对此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撰文指出，市场是在不断的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中发展，对制造业也是如此。

　　“从供给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从需求角度来讲，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拉动。现在制造业出现危机，很大情况就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

　　李光斗指出，从供给方面看，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不足，如今中国劳动力人口已不能与前几年相比。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呈现出缩减趋势，15—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45亿人，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

　　劳动力人口下降，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成本就会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为了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原因。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投资比例过高问题。据统计，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投资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但粗放式，只关注产品的量、规模，而忽视产品的质，生产中不注重技术、不注重创新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以联建科技为例，该公司在给苹果做产品代加工的时候，根据苹果销量增长前景扩大了其生产设备，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联建科技的产品便无法适应，最终因其技术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苹果剔除了供应商之列。2014年底，无法顺应新时代科技要求的联建科技最终破产倒闭。

　　在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来，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

　　“我们的机床占到世界的产量38%，但是我们高档的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进口。我们的铝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飞机上用的铝我们得进口。我们给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这么大的出口服装基本上都是贴牌。”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