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地区（本文论及的东非地区，指广义上的沿印度洋一线的非洲东部国家，包括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7个国家）长期处于油气净进口状态，曾被认为世界油气资源较贫乏的地区之一。2006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油气资源新发现分布之广、储量之大，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成为油气领域国际博弈的“新边疆”。长期以来，我国对东非能源问题的研究，着重关注能源开发的政治、经济风险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东非油气资源开发的历史与现状，阐释当前东非油气资源开发的一些核心问题。
东非地区早期（1913－1925年）石油勘探的成果极为有限，这主要是相关地质理论和技术局限造成的。那时，东非石油勘探主要由个人或小型公司承担，尽管人力财力不足，但也积累了一批宝贵的地质资料。例如在1904年的葡属莫桑比克地质报告中，就已记载了石油渗出现象，这为日后该国的油气开发埋下了伏笔；1925年乌干达保护国政府发布的石油勘探官方报告中的部分地图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世界经济大萧条至二战前（1930－1940年），油气公司逐渐重视对东非地区的油气勘探，其中阿吉普石油公司对欧加登地区进行的地质勘测，为埃塞俄比亚日后石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二战爆发推迟了东非油气资源勘探。
1第一个油气勘探高峰期（1950－1969年）
二战结束后不久，迎来了东非地区油气勘探第一个高峰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国际油气公司进一步了解了东非的地质构造。在对欧加登地区的勘探中，发现该地区的地质条件与沙特阿拉伯的地质条件非常类似。由此，德国艾维拉斯公司（Elwerath）从1960年开始对欧加登的瓦比舍贝利（Wabishebelle）地区进行了重点勘探，并使此后在埃塞俄比亚的勘探重心从红海沿岸转移至欧加登内陆。二是首次在东非发现了具有商业价值的油气资源。1961年，海湾石油公司在莫桑比克发现了潘德气田（Pande）。随后，布兹（Búzi）和泰马（Temane）气田也相继被发现。三是油气开发的良好预期，激励了独立后东非各国的参与热情。1969年，坦桑尼亚率先成立了国有石油开发公司（TPDC），其他东非国家也陆续成立了类似机构。东非从此告别了“零敲碎打”式的油气勘探，逐渐进入全面系统勘探的阶段。这一时期多国油气资源的探明，为21世纪初大规模油气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2冷战对抗下的油气勘探（1969－1980年）
冷战时期，东非普遍陷入美苏对抗的漩涡中，油气勘探服务于政治目的。苏联作为世界油气出口大国，积极在东非勘探石油意不在石油资源本身，而是要强化在该地区的地位。西方油气公司在东非的勘探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东非各国内部政治、社会环境的动荡，也同样制约了油气勘探的顺利推进。动乱频仍的非洲之角、乌干达与莫桑比克，油气勘探陷入停顿。相对稳定的国家如坦桑尼亚，也因20世纪70年代“乌贾马运动”社会实验的失误而导致经济衰退，并恶化了国内投资环境。总之，这是东非地区油气勘探工作不断受挫的一个时期。
3油气勘探恢复期（1980－1999年）
这一时期，东非各国陆续修订并新出台了一系列油气勘探开发政策，试图为油气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吸引了一批国际油气公司重返东非，为此后的东非油气资源勘探的大爆发创造了条件。不过，由于油气勘探工作推进迅速，东非各国政策制订的速度显然跟不上变化形势，成为此后制约东非各国油气行业发展的瓶颈。非洲之角局势持续动荡，也阻碍了该地区油气勘探的进行。东非油气勘探呈现不平衡发展态势。
1勘探开发现状
21世纪初，在不断上涨的油价的推动下，东非油气勘探不断升温，油气公司在东非各国参与了新一轮的油气招标活动。2001年初，加拿大派恩伍德资源公司（Pinewood）获准进入埃塞俄比亚甘贝拉（Gambela）地区进行油气勘探，这是埃塞俄比亚自埃厄战争以来进行的首次油气勘探活动。同年，哈德曼公司（Hardman）与图洛公司（Tullow）获得乌干达艾伯特湖区的勘探特许权。2000－2002年，澳大利亚的伍德赛德公司（Woodside）、英国纳达石油公司（Dana Petroleum）、艾弗瑞资源公司（Afrex Resources）和澳大利亚泛大陆油气公司（Pan-Continent）先后进入肯尼亚深水勘探区块。2002－2007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奥菲尔能源公司（Ophir）、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和多米尼恩公司（Dominion）相继获得坦桑尼亚深海区块的勘探许可证。2006年，安纳达科和埃尼公司在莫桑比克的鲁伍马盆地（Rovuma Basin）开始油气勘探。2011年2月，饱受战乱之苦的索马里政府与道达尔公司签署勘探协议，揭开了索马里南部地区油气勘探活动的序幕。
这股勘探热潮自2006年开始有了收获，国际石油公司在乌干达、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相继发现了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见表1）。截至2015年初，东非地区陆续发现的油气资源已逐渐由点及线铺开，显示出分布的广泛性。在内陆，从南苏丹尼罗河中游谷地至乌干达西北艾伯特湖与肯尼亚西北图尔卡纳湖，南至坦噶尼喀湖与马拉维湖，已呈现一条以东非大裂谷为轴线的油气产区。在沿海，从索马里的哈丰角到肯尼亚的拉穆、坦桑尼亚东南的马菲亚，最后至莫桑比克的鲁伍马盆地，也探明了一条沿印度洋海岸延伸的油气产区。
东非油气资源不仅分布广泛，储量也极为丰富。2013年全球发现的十个最大油气田中，有6个在非洲，其中4个就分布在东非。保守估计，东非地区油气总储量至少为650亿桶油当量。其中，乌干达石油日产量将达到20万～35万桶的水平，有望于2015年成为非洲第四大石油出口国；而肯尼亚、坦桑尼亚与莫桑比克近海海域的天然气储量可能超过尼日尔湾，成为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区。
2勘探开发特点
随着东非油气勘探开发取得巨大进展，这一地区的能源产业迅速崛起，并显现出以下特点。
2.2.1 中小型油气公司对东非油气资源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中东、中亚等热点区域的能源竞争激烈，竞争力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小公司不得不将业务转向东非等相对冷寂的地区，而且2004－2008年油价的大幅上涨，使边缘地区的勘探变得有利可图。此外，技术进步提高了勘探成功率，降低了勘探成本。例如，1995－2000年，3D地震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勘探开发成本的46%。行业门槛降低使一些资金并不充裕的中小公司加入到东非油气勘探的行列中（见表2）。正是这些中小型公司的努力，才使东非这一长期被忽视地区的油气资源得到开发。可以说，若没有这些中小型油气公司的成功，大型油气公司不会也不可能关注东非油气勘探。
2.2.2 国际大型油气公司加入东非油气资源竞争，影响力日增
中小型油气公司虽然经营较为灵活，敢于在高风险地区开展业务，但后续发展所需资金不足。面对东非巨大的油气储量，这些中小公司无力独自消化，于是通过出售股份等方式筹资，以维持现有勘探活动，为财力雄厚的大型油气公司提供了机会。
2010年以来，随着大型石油公司的进入，东非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3月，图洛公司将其在乌干达油区2/3的权益转让给中国海油和道达尔公司，正式拉开大型公司入驻东非的序幕。2012年，上述三家公司共向乌干达石油勘探领域投资7.5亿美元，至2014年，乌干达油田开发总投资增至140亿美元。在坦桑尼亚，英国天然气集团于2010年5月收购了奥菲尔能源公司3个区块60%的权益，计划在该地区进行至少三次钻探，并收集4000平方千米的3D地震资料。在肯尼亚，道达尔公司于2011年9月从安纳达科石油公司和科夫能源公司（Cove Energy）手中收购了5个区块40%的权益。2013年，以道达尔为首的新一轮深海油气勘探在肯尼亚展开。
虽然大型油气公司是东非油气开发的后来者，但随着众多大石油公司的进入，其巨大的财力与影响力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东非油气资源的商业竞争。2006年，中国石油、壳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安纳达科石油公司、英国多米尼恩（Dominion）公司以及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油气巨头，为获得坦桑尼亚第七区块的勘探权曾进行激烈争夺。2011年，中国海油战胜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赢得乌干达部分地区勘探权的竞标。2012年，壳牌、泰国国家石油勘探公司（PTTEP）、印度天然气公司（GAIL）分别以18亿、19亿和20亿美元的价格，对科夫能源公司（该公司拥有莫桑比克近海第一区块8.5%的权益）发起竞购。
2.2.3 东非各国政府加紧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油气开发维护国家利益
东非国家原有油气法规早已过时，许多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后沿用至今（见表3），不适应当前的油气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状况。例如，加拿大泛非公司（Pan-African）在坦桑尼亚投资近1.6亿美元，但由于不符合当地已过时的能源法，项目陷入僵局。在乌干达，由于政府优先石油本地化供应的政策与图洛公司优先石油出口的计划相冲突，能源法对此又无相应条款可做处理依据，导致石油生产一拖再拖。
近几年，东非各国政府陆续开始对原有的能源法规进行修订。乌干达政府已于2013年颁布了新版的《石油（勘探与生产）法案》和《石油（炼化、天然气处理和转换、运输和储存）法案》。肯尼亚政府在2012年着手修订《石油（勘探与生产）法案》，引入竞争性招标机制。莫桑比克政府于2013年宣布，依托莫桑比克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将国家最大持股比由25%提高至40%。2014年8月，莫政府通过了《石油和天然气法》修订案，为合资企业开发境内天然气提供法律依据。坦桑尼亚政府计划出台新的政策以修补该国能源税收体系中存在的漏洞。东非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将形成倒逼政府进行法律与制度改革的强大压力，这势必有助于推动东非政治、经济乃至社会领域的改革。
东非在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油气企业需要妥善处理与当地政府、民众、反政府势力以及跨国公司和地区外大国等行为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具体而言，东非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面临着国际博弈、区域内互动（一体化）与“资源诅咒”等重大问题。
1大型油气公司在东非的竞争，带动了相关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博弈
国际大型油气公司进入东非，也带来公司所在国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东非油气资源从勘探阶段向开发阶段的过渡，更激化了有关各国在东非的博弈。
为了保障能源供给多元化，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纷纷进入东非地区，开辟新的海外油气供应来源。东非在地缘位置上与亚太地区临近，自然吸引了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中国、印度等国，这些国家主要依托国有能源公司参与东非油气开发，使国家利益竞争更加凸显。
在东非，中国依托中非合作论坛，特别是中非发展基金等机制，率先推出“一揽子合作”的模式，在油气开发的同时，帮助东非国家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致力于打造东非本土的能源上下游完整产业链。中国将石油换基建的“安哥拉模式”推介到乌干达。中国海油已开始在霍伊马（Hoima）建设一座初始产能为2万桶/日的炼油厂；中国政府还决定出资37亿美元建设连接卢旺达、乌干达与肯尼亚的铁路，并帮助乌干达修建两座水电站（中方出资85%）。在肯尼亚，中国除了积极参加油气管道建设，还帮助肯尼亚修建蒙内（蒙巴萨-内罗毕）铁路，发展电力、农业、教育、林业、环保、文化等事业。中国目前已成为东非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投资国，承担其投资总额的17%，承建了东非19%的基础设施项目。能源开发与各项建设事业并行，中国在东非已颇具影响力。
印度通过印非峰会、聚焦非洲（Focus Africa）等机制和项目，并利用东非印度裔居民众多、影响巨大的优势，积极开展与东非国家的能源合作。2013年，印度巴拉特（Bharat）石油公司取得莫桑比克第一区块10%的权益，印度政府还提出帮助东非国家发展油气下游产业的倡议。不过由于印度财力有限，在东非能源博弈中抢占的份额不大。此外，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有能源公司也都进入了东非，获得了部分油气资产份额。
日本尤其重视对东非油气资源的开发，甚至将莫桑比克定位为与卡塔尔、澳大利亚并列的液化天然气三极之一，东非也被日本视为确保其在非洲战略资源的新桥头堡。三井公司早在2008年就从安纳达科石油公司手中购买了莫桑比克第一区块20%的权益，其中75%的交易资金来自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JOG）。为了配合企业行动，扩大日本在东非的政治影响力，制衡中国的影响力，2014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在获取更多能源合同的同时，承诺5年内向莫桑比克提供700亿日元的援助，用于开发连接马拉维、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纳卡拉交通走廊（Nacala Road Corridor），为莫桑比克培养300名资源开发专业人才。安倍还在东非倡导“积极的和平主义”，通过加强人力资源援助与安全合作等方式，有意与中国形成差异，拓展日本在东非的利益线。不过，日非关系远不如中非关系密切，日本在东非能源博弈中尚未形成优势。2011年，中国对非投资约为日本的7倍，对非出口约为日本的5倍。
由于东非远离欧美市场，欧洲国家对东非油气资源的关注度较低。壳牌公司甚至因不堪激烈竞争而于2013年5月退出东非能源市场。欧洲各国在东非油气领域参与度较低，其油气公司的投资多集中在与油气开发直接相关的中下游产业。例如在莫桑比克，安纳达科和埃尼公司决定联合投资500亿美元建设液化天然气工厂，将该国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提升至每年5000万吨。挪威石油公司与英国天然气公司也计划在坦桑尼亚联手修建类似设施。目前，欧洲国家在东非能源领域的利益较为单一，竞争势头远不如亚太国家。
美国由于本国页岩革命带来的油气红利，对东非能源需求并不大，它对东非能源领域的介入，主要表现在外围安全领域，更关注该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2011年，美国以打击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的名义，向乌干达派驻军事人员，并提供相关培训。2012年以来，美国加强了在吉布提与肯尼亚的军事力量，以对抗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从能源地缘政治的视角看，美国加强对东非的军事渗透，意图在于牵制亚太国家的能源战略，特别是针对在东非影响日益增加的中国。有人分析指出，在非洲经济影响较弱的美国，选择以加强军事影响作为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一种手段。
2东非能源产业受制于不稳定的地区一体化，但能源产业的发展可推动地区一体化
目前，东非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极少，连接莫桑比克与南非以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油气管道是仅有的两个跨国合作项目。作为东非主要地区组织的东非共同体（EAC）与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虽然推动了诸如共同关税、人员自由流动等一系列合作举措，但雷声大雨点小。由于东非各国经济互补性较差，相互依赖较少，很多合作协议往往无实质性推进。东非各国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则极大地阻碍了地区内的合作。目前，乌干达与刚果（金）尚未就艾伯特湖划界问题达成协议；肯尼亚、南苏丹与埃塞俄比亚也对图尔卡纳湖西北的埃莱米三角（Ilemi Triangle）地区有主权争端；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与马拉维三国对马拉维湖的划界分歧重重；索马里与肯尼亚在边界海域归属上的争端也一直在持续。这几个争议地区均是已发现大量油气资源或有潜在油气资源的地区，势必会影响各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或许还将激化各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对抗。
不过，能源产业的发展也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东非地区一体化进程。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肯尼亚借南北苏丹纷争之机，提出“拉穆-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交通走廊项目”（LAPSSET），希冀将本国打造为东非油气转运枢纽。目前，埃塞俄比亚已与肯尼亚签署输油管线协议，拟修建一条从南苏丹至肯尼亚的1260千米的原油管道和一条980千米的成品油管道。乌干达与肯尼亚也在协调修建一条从霍伊马到拉穆的输油管线。以能源合作为契机，南苏丹、乌干达、卢旺达与肯尼亚共同建设地区铁路网络的项目也在推进之中。东非各国还发出了共享能源基础设施，减少重复建设，提高能源开发效率的倡议。可以预见，能源产业将促进东非相关国家的利益融合，并通过各方的合作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
3东非各国在油气开发过程中，需妥善应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问题
“资源诅咒”问题在非洲已有深刻教训：1970－1993年，石油资源匮乏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石油资源丰富国家的4倍，油气开发并没有给非洲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油气开发首先考验的是东非各国政府的能力建设。东非国家腐败问题普遍比较严重，在2013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包含全球175个国家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排名中，坦桑尼亚、莫桑比克、肯尼亚与乌干达分列第111、119、136和144名。若无有效制度监管，即将产生的巨额油气收入必将加剧腐败问题，进一步损害政府的自我净化能力。随着油气财富涌入政府部门，政治精英会利用其扩大自身影响，打击政治对手，捞取政治资本。2010年在坦桑尼亚、2011年在乌干达、2013年在肯尼亚的总统选举，油气红利的使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几次选举中，除肯尼亚的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由前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力挺上台，其余均为现总统连任。这种政治权力格局固化、世袭化的倾向在东非本已存在，政府对油气红利的垄断将强化这一趋势。例如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公开动用政府出售石油区块获取的资金为竞选造势。
另外，油气收入的增加将使政府降低对传统税收的依赖，政府不再依靠国民生产而将出售能源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使政府与民众的纽带进一步割裂，间接造成政治权力格局的僵化，导致政治与军事专断。例如，1984－1994年，欧佩克国家的军事支出占其总预算的比例是欧美国家的3倍，是非欧佩克发展中国家的10倍。再者，东非各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监管油气产业的资金链流动尚存疑问。据统计，非洲违法流出资金总额的65%是商业逃税和贸易错误定价造成的，东非各国政府管理理念落后，监管手段不足，无法有效制止能源公司的逃税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给本国造成重大损失。
更需引起重视的问题是，随着油气产业的发展，东非各国经济结构将承受巨大的“挤出效应”，即油气出口带来的巨额石油美元所引发的货币升值，会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挤压本土工业产业的发展空间，进而引发其他经济部门的全面停滞乃至衰退。例如，1960年尼日利亚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64%，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发现石油后，该国逐渐由粮食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到了80年代，尼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仅约为23%，阻碍了尼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石油诅咒”带来的国内多行业萧条，使尼日利亚青年的失业率达到54%，赤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2014年下半年开始暴跌的油气价格及随之引发的“逆石油危机”，对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的尼日利亚财政造成巨大打击。尼日利亚的教训值得东非国家引以为鉴。
“资源诅咒”还表现在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油气利益分配的争执上，由此引发内部分化，甚至导致内部冲突。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发现大量天然气后，桑给巴尔政府与坦桑尼亚联邦政府就如何分配能源收入的争吵不断升级，成为新一轮“桑岛独立”的催化剂。目前，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已使勘探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并迫使壳牌公司从该地撤资。乌干达艾伯特湖区的石油资源也引发布尼奥罗王国（Kingdom of Bunyoro）与乌干达中央政府的对抗，前者要求获得石油收入的至少30%，而乌政府将这一比例压缩至15%，由此激起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引发了布里萨（Buliisa）油区的武装冲突。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区的石油资源，也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对立。
对抗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为内外恐怖势力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恐怖势力在东非油气产区发动武装袭击，扩大极端势力范围。2007年4月，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全国解放阵线（ONLF）对中国中原油田勘探局的一处工地发动袭击，造成9名中国工人死亡。2012年2月，“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要求“青年党”把索马里的油气开发区作为攻击目标，加剧了非洲之角地区的紧张态势。乌干达圣灵抵抗军等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也对石油产区构成一定威胁。
东非油气资源开发已有百年历史，间或有挫折与反复，2006年以来陆续获得的重要发现并非偶然，而东非各国的政治、经济变革是影响油气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因素。这些变革涉及新兴东非国家政府的能力建设问题、内部族群的整合与国民意识的塑造问题、经济结构的适应性与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等。东非国家的草创特征及其脆弱的建国根基，加之国际因素的干扰，导致上述变革主要以“突变”的形式发生，这种不确定性，特别是难以掌控的非经济性因素，大大增加了油气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直到现在，这一特征未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因此，尽管东非在全球能源版图中的地位近年大有提升，东非油气资源的商业价值尚不可估计过高。
东非油气资源的百年勘探开发史充满了国际政治、经济的互动与博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英国在非洲之角相互厮杀；冷战期间美、苏在东非发生激烈对抗。从历史角度看，当前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在东非地区的能源竞争，可以看作这一长期博弈过程的当代表现。作为环印度洋地区的一个权力真空地带，东非扼红海与阿拉伯海的连接要冲，也是中、印等亚洲大国在印度洋对岸的理想战略立足点，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一环。未来短时间内，东非地区不可能出现区域内主导国家，区外任何大国也很难在这里形成支配势力。发生在东非的能源博弈将会更加激烈，任何一国都不会独占鳌头，东非油气资源的战略价值凸显。中国在参与东非油气开发的过程中，应将其放在国家崛起的大战略中进行全方位考量，注意平衡油气资源开发的战略价值与经济利益，通盘规划，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既做能源开发的合作者又做地区发展的“建设性参与者”，营造良性互动态势。（
来源：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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