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哈佛大学读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经辅导过许多本科生，近距离接触过他们，他们可能是最能代表美国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曾有一位犹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1990年，她为了获得更高荣誉级别（Summa Cum Laude）的毕业生头衔，要完成本科论文撰写。一般“学生狗”都是随便套个T恤牛仔裤，但她总穿着昂贵的外套，背着名牌包，化了精致的妆容；而第二个给人的印象则是她什么都不懂。

我那时的工作是在经济系的本科毕业生撰写论文时，为他们解决计量经济学技巧和电脑技术问题，她对这些基础学科几乎一无所知。但她什么都敢问，一点不羞赧，完全没有怕被人鄙视的感觉，更“无厘头”的是她还敢于向别人提要求。

当时的计算机数据都存储在脸盆那么大的磁盘里，厚重的磁盘需要搁在磁盘机上操作，可她经常不动手，都是我们为她“卖力”。

每当看到实验室里散落着一堆磁盘，旁边搁着一个手袋，我们就知道“大小姐”来了……后来随着人事变迁，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个孩子是我的一位亲戚。她在中国上的中学，后回到美国上哈佛大学。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刚开始在国内读高中时，数学还常常不及格。

那她有什么资格能够入读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

她在国内最喜欢的课居然是政治课，还常常跟政治、文史哲各科老师辩论。加上阅读涉猎广泛，有独特的视角，令她轻松斩获了哈佛面试官的青睐，而其他一些学风严谨的学校却对她不感兴趣。

上了哈佛之后，她更是如鱼得水——代表所在书院参加划艇比赛；周末更是忙得脚不沾地，参加各种聚会、交流会，连老爸来都要预约时间；她在校园里行走时，经常是三步一声“Hi”，五步一个拥抱，似乎认识全校的人。

毕业时她已经写出了两部剧本，其中一部获得了某好莱坞制片人的录用。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哈佛生都这样雄心勃勃，自如地游走在各种人际关系里，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哈佛生，他的父亲是美国联邦巡回法院的大法官，也是哈佛校友。

他本人毕业后，就在哈佛校园附近当起了按摩师，类似于我们的北大生卖猪肉，不过在美国这可不是什么大新闻，大家似乎都能理解认同。

话说回来，我的这位亲戚也曾向我坦言：

哈佛的学生整体上和其他常青藤联盟的大学，包括耶鲁、MIT、普林斯顿的学生有点不太一样——哈佛生总是自命不凡，总有一股子干劲、冲劲，而且敢问敢说，不懂就问，想说就说。

据我观察，哈佛学生还有另一大优点——“敢忽悠”，当然是加引号的忽悠。他们的表达能力普遍非常强，比如，他们可以把创业的想法或者一些学术理念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

表达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我曾经调研了很多美国大学的课程，结果发现美国大学最精华的课程是在一、二年级，而这些一、二年级的课程中精华不在专业课，最重要的课是小班讨论课。老师会事先布置一些题目，推荐一些阅读材料，然后在十几个人的小班讨论课上讨论，到了这样的场景下学生们非说不可，这就要求学生提前阅读材料，准备发言，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表达能力很快就培养出来了。

我曾问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大学这四年最有收获的课是什么课？他就回答说是二年级的讨论课。

他说：

“那门课学完以后这辈子都不怕面试了，面试肯定一面一个准。”

我恍然大悟。这些，可能是美国精英教育最具代表性的风格。

哈佛现任校长，她说：一个人生活的广度决定他的优秀程度

这种教育风格能够与东方教育风格融汇吗？我最近负责清华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项目，目标是培养国际上一批了解中国、对中国有感情的未来领导者。

有近一半的学生来自美国。上了几周的课之后，巨大的文化差异就显现出来：那些非美国孩子抱怨连连，说美国同学提问太多，老师讲课都变得断断续续。

所以现在我把课程分为两部分，前半段要求等我把观点完整地讲完，剩下的时间敞开来提问、辩论。算是中西教育的一种调和吧。

Facebook的第二号人物——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

前面我讲的第一个女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电视上看到她正在演讲——而她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她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说起来，我也是她的半个老师。

如果20年前，你问我，桑德伯格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会断然否定，可事实呢？她不仅是哈佛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还是福布斯最有权势的商业女性之一。

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们对美国精英教育的理解是不是有偏颇？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学生从小就被要求要毕恭毕敬，谨言慎行，问了“低级问题”就要感觉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问敢说、敢“忽悠”的精神。

而哈佛大学不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养领导型人才的地方——领导者并不一定需要高深的专业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敢于发问，敢于在众人面前表达观点，而是动员团队里的各色人等认同自己，鼓舞大家努力前行。

这就是领导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