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础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当前,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我们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出路、以开放拓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新机遇。对这个问题可从这样几个方面分析。
01.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当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全世界的经济运行都受到了三个基本因素的冲击和影响。一是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二是俄乌冲突升级;三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所以,最近关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种观点也比较杂,比较多,但总结起来无非是说过去以水平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到头了,碎片化了,因此全球供应链要大调整。这些观点看上去挺吓人的,实际上也是很短视的。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稳定性。疫情的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
对此我们应该看看跨国公司上半年来是怎么安排供应链的,又是怎样应对供应链不确定性的。
一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这种模式下,一般需要当地营商环境符合至少五个条件,一是当地产业链配套比较齐全,容易形成各种产业链集群;二是交通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三是劳动力素质高成本相对低,并且足够充裕;四是开放条件好,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比较便利;五是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配套相对齐全,等等。
企业在这里生产出产品后从产地直接销售到全球市场,比如苹果手机有一半出自于郑州的富士康,2021年出货1亿台手机,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销往世界各地,这背后是围绕着富士康郑州做了大量的产业配套,集聚了零部件供应商、运输企业、其他组装环节厂商等等,甚至为富士康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形成了超千亿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另一种是销地产,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这就需要当地的市场足够大,与在别的地方生产后通过进口来满足当地需求相比,销地产至少有四个优势:
一是可以绕开进口保护关税的限制;
二是由于在销售地组织生产自然降低了物流成本;
三是可以更加及时准确的掌握市场信息,根据当地客户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更加敏捷的满足客户需求;
四是由于在当地组织生产,税收、利润和GDP都留在当地,产生的就业也都是当地的,自然形成了良性互动,也就更容易减少各种非贸易壁垒。
比如2021年美国通用汽车全球销售汽车600多万辆,在上海和柳州的通用工厂每年合计生产300万辆,在中国销售290多万台,是典型的销地产。通用全球2000年时销售800万辆,现在它的全球800万辆已经缩减到600万辆,这600万辆中有近300万辆是在中国生产、销售,它在世界各国除中国之外也就销售了300万辆,从当年的800万辆降低到了300万辆。
所以,通用在中国市场不仅可以规避中国对进口乘用车高额关税或其他的非关税壁垒,还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市场持续不断的研发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使得它以更好的适应与其他车企在全球的竞争。
当然随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的下降减少,贴近中国消费者,以中国销售为其高额研发融资,进而维系全球竞争力,是很多跨国企业的首要考虑。
跨国公司选择产地销和销地产两种模式是精心计算的结果,是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后的理性选择和最佳方案,这两种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冲击,美国等国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有难于逾越的困难:
第一,产业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也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去搞重建工厂,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于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更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的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力成本尽管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往往也较差。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因此综合起来在全球占有相对优势。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优越,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和城市人群的。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工业制造业的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企业天量的投入,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回到说产地销模式,比如苹果和富士康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生产组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劳动力资源丰富,物流和相关产业配套好,是经过系统考察精心计算后的决策,绝不是随意的投资冲动。
同样,通用之所以选择上海、柳州作为销地产的基地,也是因为可以近距离的获得客户,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
所以,综合这两种模式,我们反过来思考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方向整合,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未来只要人类社会各种消费需求在不断增长,跨国投资贸易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增长,只不过将会以更加集约、更加经济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是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因为中国是世界独一无二、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产地销和销地产这两种模式在中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施展,事实上与印度碎片化的市场不同,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造就了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进而造就了不会轻易被撼动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分工格局。
具体而言,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可以大幅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原材料采购成本,这种规模优势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类产品只要在中国能够生产,马上就能大幅压低同类产品售价,这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威力所在。
中国拥有世界近20%的人口,一个产品一旦占领中国市场,相当于世界市场20%的一种覆盖,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搞销地产也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遇。
所以,在中国销地产、产地销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中国的内循环、双循环,销地产的产品也可以有部分外销,产地销外销的产品也有部分可以内销,所以,销地产和产地销在中国也是可以形成双循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如今情况下,仍然宣布扩大产能,再投入几十亿进行二期建设。
02.应对新挑战需要稳中求进,建立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
前面说到的稳,但还不够,稳只是要守住现有的盘子。但真正的守住摊子的是进攻,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
为此,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的质量和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产地销、销地产的优势,发挥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
我们下一步要做以下的这些战略布局。
首先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我们产业链上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会面临断裂危机。面对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倒逼自己,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尽全力将产业链中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
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对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集群招商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这次疫情应对来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链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
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撒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二是进一步自立自强加快补链扩链强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实现补链扩链强链的计划,实现更高水平的分工,更深层次的整合,集中对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补短板,这是补链。或者要利用日益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这是扩链。
还有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是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实现更高产业链集群,这种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内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
当国际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巨大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碍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三是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17.23万亿元人民币,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下降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可能会更差。
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时期延续的情况下,一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应制定政策,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
四是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存在大量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
比如,中国石油每年进口大约4.5亿吨,自产大约2亿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石油进口难道要增加到6亿吨、7亿吨吗?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
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煤炭产能在50亿吨,实际产量大体在40亿吨,用煤炭代替部分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
我们要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释放这一领域的市场空间。
五是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和京东这类的电商企业,其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倒逆势上扬。这说明网络空间所形成的市场,与传统的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能够部分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
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它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高我国跨境电商平台的服务能力。
六是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会,我国应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力争成为世界进口第一大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持续稳居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进口大国:
1.会减少与他国的经贸摩擦,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全球贸易伙伴;
2.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
3.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成为计价货币,变成硬通货;
4.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支付,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
5.进口产品的增加不仅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还会带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供应结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应该看重的。
七是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就是核心代工的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复杂产品的组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增加值利益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产业链组成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背后是对产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富士康、英业达、华硕等五大企业,把全球电脑手机80%的产品在做总装,这就是他们的能力,他们到哪个城市布点,哪个城市跟着形成中下游、中上游等几百、上千个产业链集群,在这个意义上讲,龙头代工企业是布局产业链的一个指挥棒。
中国目前也开始有了这类企业,比如比亚迪电子、立讯精密都是最近几年新崛起的、重要的,能够在电子制造业领域、各种机械加工领域形成龙头代工总装,对产业链进行布局调度的企业,他们到哪儿,哪个城市的产业链集群就会相对较快形成。
八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google公司、苹果公司都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是没有部件制造商,不做硬件的企业,是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产业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凭它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产前产后的组织管理和经营,全球化的标准,全球苹果手机产业链的标准由它提供,手机供应链的纽带它管控,上千个供应链上企业互相清算结算的价值链、专利支付管理的枢纽由它掌控,它掌控着产业链标准、供应链纽带和价值链枢纽,主导着苹果的生态。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也有此类企业产生,我们都要倍加珍惜。
因为掌控三链的企业,看起来不做制造业,只做一些服务业,但是它掌握的生态使得苹果产业链的全球利润的80%长在它手里,而干活的上千个企业其实只分享20%的利益,这一类企业当然站在生态顶端,中国在产业链发展当中不能光是由产地销、销地产的吸引能力,更要有组织产业链布局龙头企业,特别要争取产生对三链控制的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一是要利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应用迭代技术,提供强有力支持,二是要鼓励这类链头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体系,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要支持这类企业的发展壮大。
最后是要谋划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类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对中国国内来说就是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耐用消费品的产业链集群。
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产生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不管在中国、亚洲、欧洲、美国都是如此。
比如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八九十年代是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新世纪以来二十年,在中国是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面板电视机、汽车等,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往往都超过全球万亿美元计,在中国就是万亿人民币,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形成集群,就会在国际竞争中走在前列。
当下,我们不是要着眼于过去二十年已经形成的四、五个产业链集群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要抓住未来的四大件、五大件,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的方向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略性、全局性产业链,就是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现在已经出现雏形,出现五个方向。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AR/VR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国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批能够在全球去布局的龙头代工组织企业,特别是能够形成四五个新产业的链头企业。
03.总结
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础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假以时日,稳中求进,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不仅能够在在中国布局,而且主动到东南亚、RECP地区,到其他地区布局,那时候产业链布局主动权是中国人说了算,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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