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文明 · 服务学术
宋刻本丁卯集
作者：唐·许浑 撰
在许浑生活的年代，士人们已经不可能再通过所谓的终南捷径进入仕途，只有通过正规的途径——科举，来谋求功名，取得官职。唐代的科举取士虽没有达到宋代那样的程度，但要想求得一第，也必须经过多年的隐居苦读。隐居习业是唐代大多数文人型官员求仕的不可或缺的经历。许浑亦有《送薛洪秀才南游访山习业》、《途中逢故人话西山读书早曾游览》等诗，说明许浑同时的士人中隐居读书的仍不在少数。许浑自己早年为求登第，亦曾寓居苏州洞庭西山隐居习业多年，《唐才子传》说他“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当即指此。许浑诗中有多处提到西山读书之事，如《西山草堂》诗云：“何处少人事，西峰旧草堂。晒书秋日晩，洗药石泉香。后岭有微雨，北窗生夜凉。”可见西山环境之清幽。无人搅扰，正是读书治学的好去处。许浑又有《卜居招书侣》诗：“微雨秋栽竹，孤灯夜读书。怜君亦同志，晩岁傍山居。”严耕望先生说：“山居孤寂，例结伴同处，故许浑有《卜居招书侣》诗。然普通亦不过两三人，或三五人，多亦不过十余人；过此则甚少”。因此，直到多年以后，许浑仍然在《途中逢故人话西山读书早曾游览》一诗中回忆起当年在西山草堂读书时的情况，其中有云：“西岩曾到读书堂，穿竹行沙十里强。”可见这段读书时光对许浑影响之深。
由于此时的许浑尚处于青少年时期，缺少人生经历，故此时的隐居习业并没有过多的含义，只是受到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为了应举求仕。唐中叶以后，士子隐居习业的风气颇为盛行。严耕望先生总结唐中叶以后士子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如此之盛的原因在于：经学衰，文学盛。“唐代科举以明经与进士为两大要途。唐初此两种出身在政治上均不居重要地位。自武后擅权，广开文士仕进之路，进士科第遂渐占优势。此种情形，愈演愈烈。中叶以后，政治上之势力几为出身进士科第之文士所独占，明经出身转为时人讥讽之口实，文学经学之盛衰于此可见。此种情形对于教育大有影响”。又谓“经学尚师法，重师承，既习经业，必有所师。故自汉以来私家教授生徒得以千百计。唐中叶以后，经学既衰，文学方盛。文学尚性灵，重个性发展，不重师承。时风所煽，人不相师……故时人多三五成群，最多不过数十人聚居习业，相与切磋；至于教授生徒至数千百人已绝无其事”。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终南捷径既已不通，许浑为什么仍要如此艰辛地读书习业了。
经过了数年的准备之后，许浑也像其他的士子们一样，怀着满腔的希望踏上了京城应举之路。然而许浑没有元稹、白居易那样幸运，他首考落第了。这在科举取士较为严格的唐代来说是很平常的事，因此许浑并没有灰心失望，还生出了“青桂一枝年少事，莫因鲈鲙渉穷秋”（《别张秀才》）那样的豪情。可是等待他的居然是屡试不第。科场蹭蹬，数次落第，他仍不气馁，屡败屡试，落第之后再次隐居苦读，以准备下一次的考试。故这仍可看成是上一阶段的延续。
许浑知道，要想科场得志，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成功的，像元白那样“一鸣惊人”者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早期的落第诗中他除了表达自己的“失意”，表现自己对“月中折桂”的向往以外，心态尚属平和。并没有表现出过于伤心和绝望，而是流露出别人能对自己青眼相加之意。然而，再坚强的信心和决心也经不起连续的打击，经过了数次科场失意的挫折之后，许浑也就没有以前的风发意气了，从“怀玉泣京华”到“夜愁添白发，春泪减朱颜”、“失意归三径，伤春别九门”，许浑心中的痛楚和苦闷实在难以排遣和向外人道也。
然而这样的隐居生活没过多久，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别无选择，许浑只好告别自己安居的丁卯别墅，再次西上赴任。许浑晚年的仕宦经历如下：
大中五年前后，擢为睦州刺史，大中六年四月任虞部员外郎，旋即请疾分司东都、八年春出任郢州刺史。任虞部员外郎以后，许浑再次称病，以期能够再次获得闲居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能像上次一样幸运，只好依例分司东都。
白居易善于洞察政治变化，在牛李党争的大背景下，他采取了超脱的态度，“着眼于当时政局，还应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牛李党争方炽，作为牛党重要成员的杨汝士、杨虞卿兄弟为白氏姻亲；同时被朋党会聚之所的“行中书”的靖恭坊杨家，与白氏所居新昌坊，俱坐落在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五街，两家为近邻。过往自然频繁，很难避免不卷入党争的漩涡。他的求分司而远去洛阳，与他对待党争持骑墙的超脱态度，也不无关系”。他在著名的《中隐》诗中表达过自己晚年的处世哲学：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无奈地接受了朝廷的征召之后，许浑也学起了白居易。许浑在任虞部员外郎以后旋即请疾分司东都，就与白居易的影响有关。许浑大和年间即有向白居易献酬之作，如《献白尹》，题下自注：“即乐天也。”诗中言：“庾公先在郡，疏傅早还家”。许培荣《丁卯集笺注》评曰：“此赋白尹闲居雅趣也。不以谢守为比，而以庾亮、疏广拟之，知君高怀逸兴，无意于再召也”。
分司东都期间，许浑与河南尹刘瑑过从甚密，屡请为之斡旋，请放外任。然切不可将此看作是许浑积极入仕的表现，此仍是效仿白居易的中隐（亦即吏隐）的生活方式的。求放外任只不过是为积其薪俸以为悬车归隐之资。唐朝时朝官地位虽然显要，但官品并不是很高，俸禄也相对于地方官为少，很多人都有请求外任的经历，如韩愈、白居易、杜牧等。许浑即将面临致仕，若以虞部员外郎的身份致仕，俸禄比较薄，故而争取致仕之前求得外任。
可能是由于刘瑑的鼎力相助，不久许浑即出任郢州刺史。在此期间，许浑吏隐的痕迹更加明显。从许浑晚年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此时已经不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任睦、郢二州刺史时，亦是终日与郡中文士集会饮宴，酬唱答和，如《宴饯李员外》、《卧病寄诸公》、《疾后与郡中群公宴李秀才》等诗中所反映的那样，并没有许多政治才华展示出来。
这固然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病守江城”（《宴饯李员外》），“耳虚尽日疑琴癖，眼暗经秋觉镜昏”（《疾后与郡中群公宴李秀才》）。但最重要的是与他对政治的失望有关，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如甘露之变、宋申锡的冤案和边将刘皋的无辜受戮，特别是朝中牛李党争的加剧和宦官的专横，使得许浑求放外任、全身远祸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最终走上了远离政治、吏隐避世的道路。
（本文参考了孟国栋相关文章，特此致谢！）
读文（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0日。公司自成立以来，本着“忠实原本、全彩呈现、不增一字、不减一页”的出版理念，以达到“人在家中坐、善本掌上读”之善本普及目标。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社、金坛古籍印刷厂等单位通力合作，开展了《国家图书馆藏古籍善本集成》、《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仿真粹编》项目的出版。截止目前，已完成《宋刻姚宏校正本战国策》、《宋刻本花间集》、《元刻本稼轩长短句》、《元刻本东坡乐府》等33种善本古籍的高仿真复制出版，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欢迎关注读文书苑微店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进入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