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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25

E君说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价值链将如何变化，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认为，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状态，但总体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一方面要支持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反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同时也要防止出现开放的倒退。请随E君一起来看他具体还有哪些看法。

01.对外开放要向前推进，避免倒退

首先，这个倒退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从全球格局的角度来看。习主席做出了非常鲜明的表态，要坚定地支持全球化，要坚定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尽管国际局势很复杂，但是中国要更加对外开放，要在更高水平上对外开放。

我们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我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我们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之后，要全面地推进落实RCEP，这是积极地推进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主张世界贸易投资和开放格局要向前推进。

但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美国大量地进行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制裁，这对于全球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要应对挑战就要有回应和反制。因此，虽然我们积极主张开放，但国际环境中还是有倒退的力量存在。总体而言，今后趋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何种态度，不取决于我们，尽管我们不愿意那么做，但是局势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美国现在联合盟国，主要的措施包括保护主义、抱团成营、科技封锁、金融制裁等。在现在的格局下，有些事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些措施可能对对外开放形成一定的负能量。

第二，是否有可能出现“新冷战”？有人把现在的情形称为“新冷战”局面下的贸易格局，我们不太愿意用“新冷战”这个词，但是确实有一些“新冷战”的特点。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上一轮冷战究竟是什么格局？同时，在“旧”、“新”冷战格局下，我们能够在里面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对现在防止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滑向冷战模式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以便更好地加以应对。

“旧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三大板块。二战以后市场经济国家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这中间存在交叉，其中一个是1947年GATT签订时，捷克斯洛伐克是发起国之一。CMEA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不在里面，详细内容不再赘述。

对于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存在一个选择问题。这些国家很多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而后慢慢独立的，不愿意选边站队，开展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贸易方面成立了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主要强调解决南北贸易不平等问题，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出口给他们的机器设备非常昂贵，而他们的出口产品非常便宜。在其中，中国是观察员。

现在，如果美国拉着西方结成同盟、共同进行管制，有可能又逼着贸易体制向团伙状况发展。我们不愿意这样，但是也要先想好这个问题，看看这个趋势是怎么演变的。同时，与之前类似，有很多其它国家明确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但是也面临着选择困难。

第二个特点是存在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

巴统的正式名称是“巴黎统筹委员会”，有的说是“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但从文字上看，更多的称为“向共产党国家出口的协调委员会”，不知道哪个最为正式。

巴统是西方国家成立的委员会，总得来讲管制三个方面的产品，一是军品，二是尖端科技（曾称为尖端科技，现称为高新科技），三是稀缺资源或战略资源。总之，在巴统的名单上曾经管制了上万种产品，后来随着全球局面的缓和而改变了。

现在没有正式的类似于巴统的协调机制，但是美国在拉拢西方国家，在军事、高新科技领域有所行动，最近还有一些动向针对稀土、金属等稀缺资源。所以，有可能滑向第二代的巴统，这是需要防止的。

第三个特点是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科技实力比拼，二是财力比拼，三是国民经济的资源分配问题，资源倾斜于军备还是国民经济的其它方面，特别是人民生活，两者之间需要权衡。如果权衡得好，可能会发挥一些互补作用；如果权衡不好，会产生很多负作用，更经常的情况是抢占资源。

这几条与全球价值链联系起来，都是试图把价值链进行分割，试图各自形成不同阵营的价值链，或者团伙的价值链。

第四个特点体现在贸易结算，涉及货币金融方面。

前苏联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同时以实物分配为主、货币为辅，因此金融相对较弱。

回顾一下当时在支付领域的状况，即从金本位过渡到美元独大。在欧元出现之前，英镑、德国马克也是比较强势的货币，其它货币稍弱一些，后来日元也变强了一些。但是CMEA结算基本还是靠实物平衡，在实物平衡的基础上实行记账贸易；结算货币使用的是瑞士法郎，如果有差额则采取记账形式，等着之后慢慢弥补。

在前苏联解体、整个苏东阵营垮了以后，中国以瑞士法郎为单位的记账贸易还延续了多年，还平衡不了。当时CMEA没有强的本币，较少使用本币进行结算，大家在出口作价上往往高估自己的价格。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存在本币的高估，货币结算实际上存在黑市，最主要是苏黎世市场，前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货币都可以在黑市进行结算。这中间既有易货贸易，也有美元结算的贸易，也有跟过去记账贸易差额挂钩的做法，阻碍了各国之间贸易的开展。

在货币弱势的情况下，实际上让美元占了很大便宜，在全球起到主导型货币的作用。为了防止货币上的不平衡，保护本币的高估，以及那时候贸易格局所形成的外汇短缺，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是禁止本币出境的。今天来看，货币格局已经改变，未来可能要特别重视国际贸易投资格局，重视对外开放中货币的作用，特别是在结算体系中的作用。

以上我简单回顾了以前的状况。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同于最早期不结盟运动和UNCTAD强调南北之间贸易不平等，“四小龙”不纠缠于贸易是否公平，而是着重利用国际贸易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同时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

“四小龙”最开始的体制都是管制型经济，而且有的管制非常严格（尽管不叫计划型经济）。“四小龙”的发展模式对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现阶段，经贸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全球价值链已全面融合，形成了难以分割的状态。各国通过实现比较优势，发挥出全球化分工的作用，同时也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有些国家试图分割价值链，或者供应链，但总体上而言，还是观点各异，不仅美国内部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且西方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过程就看下一步怎么演变，也包括我们自己怎么做好工作。

第三，我们如何增强开放格局下的长期竞争力。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全力支持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主张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推动WTO改革等，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要重视长期的竞争力，不同的贸易体制，最后体现的不是一时一事的优势与劣势，而是从长远来看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看它如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其它主要目标结合得更好。

一是科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科技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科技体制，不是简单组织几个大项目的问题，这在当前显得更加明显。

二是军备方面，需要有比较强的公共财政实力，而且要结合科技发展，要军民融合发展。如果结合得好，有一些科技发展是可以双向服务的；如果结合得不好，则是大量占用公共资源、挤占民生，尽管军事实力提升了，但是在别的方面造成了损失，会使长期竞争力会受到影响。

三是人才方面，对于科技发展和军备能力建设，人才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是货币方面，要高度重视国际货币竞争。中国适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在数字时代，力争在新一代数字货币方面取得领先。在金本位解体之后，美元占了统治地位，但是美国动辄使用与美元结算相关的科技系统对其它国家实施制裁，短期来看是可以作为一个武器，而长期来看却是损害了美元的地位和信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也是一种较量。

以上是跟大家交流的第一个主题。

02.全球价值链问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仔细阅读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研究，研究之中有很多发现，有很多重要观点。围绕全球价值链问题，我想简单发表几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

一是统计方面。尽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全球已占到一半以上，发达国家有的是70%、80%以上。过去说世界是圆的，最早的概念是，货物是可贸易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货物里也有个别东西是不可贸易的，比如发电，电力是货物，但如果电网不通则无法出口，所以是不可贸易的。

九十年代有一本书名为《世界是平的》，意指有了互联网以后，大量服务业变得可贸易了。从统计上来看，现在越来越多的服务可贸易了，但是占比还不算大，因为难以从海关统计口径得到一个准确的概念。按理说现在的统计口径是有的，可能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现在有两个口径，其中一个是GDP口径，特别是收入法GDP，应该是能够反映的，包括外国人的收入，差别在于GDP与GNP之间的差别。

二是贸易平衡。中美贸易顺差/逆差数量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从价值链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估计。海关统计货物贸易进出口，后来也加上了服务贸易，尽管很多服务贸易不通过海关，但大致上有一个统计数额，这个统计到底准不准？即使双边不准，比如中美之间不准，多边综合统计不见得不准。

从外汇的角度，一方面，资本项目虽然有管制，管制也不见得非常有效，但是资本项目的交易都有登记，资本项目都可以核算。另一方面，去除资本项目后，如果每年的外汇顺差非常大，那么说明多边贸易平衡中的总顺差数很大。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曾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因此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大程度上可以和价值链分析进行互补印证，同时也可以找出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

三是税收改革，也就是关心避税地是否在价值链上占了很大的便宜。全球金融危机以来，G20最先关注的是避税天堂，随后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按收入法GDP核算，避税天堂真正获取的收入主要是当地的律师、会计师、注册费等，资本收益即使到手也立即投资到其它地方，成为资本流动的一种工具。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少征收了很多税，但是很难证明避税天堂占了多大便宜。这在全球GDP中不是主要内容，但有关分析很有意思，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中，可能有个别的收入转换成了个人收入，并可能存入了私人银行，所以G20在下一步的措施中提出自动情报交换（AIE规则），这些个人存款，主要从逃税的角度进行处罚。中国也参与其中，做了承诺，但总体上看起来总量没涉及多少。

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很多还需要反复推敲，很多需要从数量上加以平衡。全球价值链报告里提到了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以及新一轮税收改革，我赞成其中的观点。G20和OECD提出全球税收改革，美国方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税收改革重点不在于数字税，重点在于15%的企业所得税，但不能过于乐观，执行上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具体问题还没解决好。

税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结束全球的税收逐底竞争，但是可能更大的目的是，发达国家自金融危机和疫情以来，财政赤字过大、债务过高，急于提升财政收入。

四是跨国公司。税收问题引出另一个观点，全球价值链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跨国公司。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讲，跨国公司可以看做一个很正面的、积极的力量，跨国公司发展使得全球生产格局、价值链、对外开放程度都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它也有缺点，也有漏洞。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到现在，很多舆论都在打击跨国公司，甚至美国试图把跨国公司召回美国生产，这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动向。

在全球税收改革方面，不应该过度打击跨国公司的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有许多公司正在变成跨国公司，而且还将出现一些小型跨国公司、专业化很强的跨国公司，这是我们自己的力量。

五是数字经济。真正对价值链挑战更大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领域涉及很多服务，是互联网上提供的各种服务，无论是从海关统计、服务贸易统计，还是从外汇统计，都很难核算清楚，因为大量的服务不收费。

不收费如何赚钱？一是广告，所以广告方面需要开展很多的研究；二是将准备上市的公司的市值炒高，然后就有变现获利的机会。这改变了过去基于成本核算的贸易和服务贸易体系，同时中间隐含了大量的直接补贴、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这都是WTO明确反对的，但现在对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处理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办法还不多。这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对价值链研究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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