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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文化||辛弃疾豪放词风形成缘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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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文化||辛弃疾豪放词风形成缘故考

读文文化||辛弃疾豪放词风形成缘故考 读文文化
202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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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读文（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着“忠实原本、全彩呈现、不增一字、不减一页”的出版理念，以达到“人在家中坐、善本掌上读”之善本普及目标。

元刻本稼轩长短句
作者：宋 辛弃疾 著
ISBN号: 978-7-5010-5631-6
册数：一函五册（含出版说明和版权页一册）
页数：217筒子页（内有衬页）
成书尺寸：300mm×208mm
用纸：手工宣纸、桑皮纸
装具：宋锦四合函套
印数：限量编号各188套
版次：2022年1版2印
策划：读文（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定价: 6580元
手工宣售价：1280元
桑皮纸售价：1680元
辛弃疾豪放词风形成缘故考
辛弃疾一生作词620余首，数量、质量皆居两宋之冠，被认为是词中之龙。他的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同时又以藐视一切陈规旧矩的眼光和才气，对词的题材内容、表现手法进行了极富个人特色的创造，为词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疆域和气象，达到了“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高度。一个“眼光有稜，足以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的英雄并未因战功卓著闻名于世，反倒被奉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辛弃疾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其豪放词风的形成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从时势、家世、身世等几个方面做一粗浅的探究。
一、少年聪颖，工于诗书
辛弃疾于绍兴十年（1140年）出生于济南。当祖父辛赞在亳州的谯县做县令时，辛弃疾已经到了读书的年龄，也跟随辛赞在谯县任所。但对于辛弃疾读书时成绩如何、是否优秀，史料并无直接记载，《宋史·辛弃疾传》只提及“少师蔡伯坚，与党怀英同学，号辛、党”。而元好问《中州集》卷三《承旨党公小传》对党怀英年少读书时的记载却较为详细：“公讳怀英，字世杰。……少颖悟，日授千余言。师亳社刘喦老，济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综合两则材料不难看出，党怀英和辛弃疾年少时确为同窗，而且二人均颖悟异常。
但辛弃疾的老师究竟是谁，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蔡伯坚（即蔡松年），一说是刘瞻（即刘喦老）。邓广铭先生认为，辛弃疾师从刘瞻无可辩驳，但否认辛弃疾拜蔡伯坚为师。而在程继红看来，辛弃疾有一个先从刘瞻学诗、后从蔡伯坚学词的过程。但无论辛弃疾的老师是谁，刘瞻和蔡伯坚二人都是十分有水平的。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刘内翰瞻小传》记载：“瞻字喦老……天德三年南榜登科，大定初召为史馆编修。”宋代史官从大体上来说，是宋代士人阶层的才俊和政治集团的精英，无论是修史还是治国，都是皇帝所倚靠的中坚力量，因此宋代史官的选拔是十分严格的。由于史书修撰官员经常接触国家机密，尤其是像刘瞻所担任的史馆编修一职，在宋代的职掌便是预修国史和日历，更是名流才俊才能胜任。因此，刘瞻的文学修养和学术功底一定非常深厚。至于蔡伯坚，史籍中对他的学问成就并无评价，只记载了他的官职变迁，《金史·蔡松年传》：“天德初擢吏部侍郎，俄迁户部尚书。”宋代统治者推行“右文政策”，开国之初便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皇帝注重文治，重用文官。作为从三品吏部侍郎的蔡伯坚，不久就升为从二品户部尚书，也一定是拥有过人的才学，否则不会得到朝廷的快速提拔。此外，后人曾广泛收集宋代文人墨客的名篇，评出宋金十大名曲，蔡伯坚的《石州慢》与苏轼的《念奴娇》、晏几道的《蝶恋花》、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摸鱼儿》等一同入选，足可见其文学素养之高、才情之横溢。
师从于刘瞻、蔡伯坚二人，表明辛弃疾少时便得名师指点，饱读诗书，熟悉各类名物典故，早期的文学修养为以后的吟诗作词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并不能说两位老师对他日后词风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对辛弃疾师承问题的研究，与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形成关系并非十分密切，因而此处不对辛弃疾的老师进行更多考证与赘述。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有了名师的指点，再加上辛弃疾自己日复一日的学习和锻炼，不断提升文学素养，他在日后的词赋创作生涯中才能如鱼得水。
二、家世影响，性格豪爽
辛弃疾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曾提到自己的家世背景：“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重拙于脱身，被汙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字里行间传达出辛家受国之重恩，不敢遗忘之情。祖父辛赞之所以会委身于金人，是因为朝廷南渡时，辛家族人众多，不便脱身，无奈之下才做出如此之举，并非出于本心。辛赞虽在金做官，却从没有一刻忘记国仇家恨，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无力再为南方的朝廷做更多的贡献，于是将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在辛弃疾身上，“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辛赞教导辛弃疾留心各地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形势，培养了辛弃疾对南宋朝廷的强烈归属感，也培养和锻炼了辛弃疾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
辛赞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辛弃疾的性格和志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性格豪迈洒脱，交往广泛。辛弃疾青年时，就曾仗义聚众，南归之后更是喜好结交。当时，显宦如叶衡、洪适、范正大、韩元吉、赵汝愚、许及之等，大儒似张拭、吕祖谦、朱熹、陆九渊等，名士如杜叔高、赵蕃、姜夔等，无不与辛弃疾过往相契。整理辛弃疾词作不难发现，辛词现存620余首，其中凡序言标明应酬唱和的作品就多达350余首，占全部作品的1/2以上，足见他参加的宴会之多，与士大夫交往之密。南渡后，朝廷苟安，士大夫中自然有醉生梦死者，然而，由于国土沦丧与社会动乱，这些士大夫的社交活动中，往往离不开议兵议政与诗文酬酢，充满浓郁的政治气氛。辛弃疾词的创作既处于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的思维逐渐跳脱出以往的定式，为日后豪放词的创作提供了条件。
第二，刚毅果决，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辛弃疾23岁之前是在北方度过的，他精于谋略、渴望建功立业的性格和抱负在这个时期已经塑造完成。邓广铭先生称其“谋猷经远，智略无前。精明豪迈，任重有馀”。刘克庄评价他“性严峻”，就连辛弃疾的自我评价都是“生平刚拙自信”。徐元杰在《稼轩辛公赞》中评价他：“摩空气节，贯日忠诚，神绶动色，草木知名。”《宋史·辛弃疾传》记载：“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综上所述，辛弃疾确实是一个心怀故土，壮志凌云，崇尚事功之人，这种性格的成型是他词风偏豪放的重要准备因素。
三、官场浮沉，寄情于词
辛弃疾南归后的40多年间，历任大大小小的官职有数十种。对于辛弃疾的仕宦生涯，学术界通常都认为是怀才不遇，备受排挤与打压，这与辛弃疾常在词中表达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有很大关系。但是从客观上来讲，辛弃疾仕途上大多数时候是以升迁为主，而且不能因为他在数十年间官职屡屡变更，就断定他不得朝廷重用。在宋代，除了宰相等高等级官员和特殊官员，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必须是三年一替换，经常是一两年就替换，在不同地方跑来跑去是一种常态。由于辛弃疾历任官职纷繁复杂，在此处只挑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进行讨论。
（一）通判建康府
乾道四年（1168年），辛弃疾被南宋政府任命为建康府通判。建康府是南京在南宋时期的名称，是东南重镇，仅次于国都临安的重要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时人称曰：“国家之根本在东南，东南之本在建康。”那么，这是否算是朝廷重用辛弃疾呢？查《宋代官制辞典》可知：元丰改制后，建康府通判为知府之副贰，入则贰政，出则按县;凡本州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知府通签书施行;所辖官属有善、否，及职事修举、废弛，得按刺以闻。但到了南宋时期，通判实际地位下降，主要分掌常平、经总制钱等财赋之属，并以避嫌不敢与知府争事。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当时建康既设有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当辛弃疾到建康就任时，行宫留守正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叶衡，此时在建康任江东路的监司等职的，还有赵彦端、韩元吉、严焕等人，这些人在士大夫中都很有才名。负荷一路军民财赋重任的大官员都聚集在建康，那么一个做通判的人物便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
正因为如此，在建康府通判任上，辛弃疾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写词生涯，他和这些位高权重的士大夫们酬答唱和，将自己满腔热血付诸词句。他慷慨激昂，发誓“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认为自己“袖里珍奇光五色”，立志“他年要补天西北”。除了用瑰丽雄奇的想象抒发自己的决心外，辛弃疾也写了许多务实之辞。例如，“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他认为出名须趁早，“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此后，辛弃疾更是写下了《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等名篇，成功引起了南宋士大夫集团的重视。
（二）上饶十年的闲退生活
官场浮沉，变幻莫测，对于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来说，尤其危机四伏。淳熙七年（1180年）辛弃疾被任命为右文殿修撰，担任隆兴府的知府和江西安抚。但隆兴府在这一年遭遇了旱灾，粮价飞涨，民不聊生。辛弃疾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不仅使隆兴府未发生大量饿死及流亡事件，社会秩序也没有发生大的波动。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便被政府嘉奖，成为奉议郎。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辛弃疾意气风发，平步青云之时，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发酵了。台官王蔺在淳熙八年腊月初对辛弃疾进行弹劾，极力歪曲事实，但是政府并未给予辛弃疾分辩的机会，更遑论彻查弹章的真实性，索性将辛弃疾的官职一去到底，放他回家。一个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人，在42岁至52岁这年富力强的黄金十年，竟然被解尽官职，成了一个闲人。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辛弃疾心中的苦闷与矛盾可想而知。无奈与挣扎中，辛弃疾只能拿出笔，将心头的忧愁通过字句表达出来。他在《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中写道：“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辛弃疾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不会知道自己日后还会被朝廷重新启用，但面对罢官的困境，他并未像普通人那样，满腹怨恨与牢骚，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依旧在词中表达愿意为朝廷效力之情，实属不易。在得知好友陈亮被人诬陷入狱后，辛弃疾又挥笔写下了《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意识模糊的醉酒后与入睡中，辛弃疾都没有忘却军营中的种种，还执念要“沙场秋点兵”。闲散之时，也时刻不忘国家民族兴旺之事，一直为南宋朝廷的前途命运而时刻担忧，“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这十年中，辛弃疾以庄周与陶渊明自比，贯彻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观点，不断进行自我勉励，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雄壮奋发的进取精神和报国无门的苦闷，振聋发聩，成为当时文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淳熙十五年（1188年），辛弃疾的门人范开编订刊印了辛弃疾第一部诗集，他词人的形象便从此名留千古。
（三）英雄迟暮，壮志不改
嘉泰四年（1204年），辛弃疾担任了镇江知府。按照常理，辛弃疾素来都是主战不主和的，被皇帝召见理应代表着他将被委以重任，可惜辛弃疾并不愿意迎合宰相韩侂胄一派的意愿，因此他没有去对敌斗争最激烈的军事要塞，更别说担任统筹军务的官职，只让他去了镇江做知府。重新起用却依旧未被重用，愤愤不平中，辛弃疾登临北固亭，凭高望远，抚今思昔。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由眼前所见而联想到两位著名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并对他们的英雄功业流露出向往。尤其是刘裕，回想当年，他领军北伐、收复失地的时候是何等威猛!然而，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却是好大喜功，仓促北伐，反而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机挥师南下，兵抵长江北岸而返，遭到对手的重创。辛弃疾用此词讽刺当朝用事者韩侂胄又像刘义隆一样草率，想要挥师北伐，令人忧虑。江山千古，欲觅当年英雄而不得，老之将至，感叹报国无门的失望，不禁仰天叹息。其中“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写北方已非宋朝国土的感慨，最为沉痛。
辛弃疾晚年不止一次在词中追忆在军中抗金杀敌的战斗生活，《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中写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寥寥数语描绘了一个带领义军，骑着健壮的快马，穿着锦绣的短衣，突破金兵防线，和金兵战斗的少年英雄形象，慷慨激昂。《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中写道：“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即使远离了战场，却依旧如在军营里一样，夜晚可以听见哒哒的马蹄声。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辛弃疾“不只是对早年那种战斗生活表示无限的追怀，愿意永远保持对于它的鲜明记忆，而且还往往以想象来补充它，丰富它”。即使在闲居期间，他也始终没有放弃抗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尽管岁月流逝，年华老去，但他一直都是心系社稷，关乎民情，从未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初心。
四、继承东坡，开疆拓土
提到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们往往“苏辛”并称，但两人的平生经历和词作创作背景均不同。苏轼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比较缓和的时代，其词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忧国之亡和愤外族之侵，而是以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等题材为多。辛弃疾生活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南宋时代，烽火连天，哀鸿遍野，他的抗战主张受到阻碍，爱国、救国雄志被扼杀，因而其词作里颇多忧国忧民、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等题材的作品。
从个人形象来说，苏轼是一位襟怀洒脱的士大夫，而辛弃疾则是一位深晓兵家利害及敌国形势的英雄。辛弃疾在词中多次提到了战场与军营的情况，与大多数描写此类场景的诗词作者不同，这一切绝不是来自想象，也并非杜撰，这都是辛弃疾实实在在的经历。青年时期他组织义军抗击金兵，后率众投归耿京，做了起义军中的掌书记;亲自追擒叛徒义端和尚，深入金兵大营生擒张安国;南归后在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任上，他创建了湖南飞虎军，为了使这批人稳妥安置下来，他利用五代十国时期内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所建的营垒的故基，建造了新的营房以供使用。在他的治理下，飞虎军成为沿江各地方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可惜宋代统治者从不让地方官吏久于其任，不久后辛弃疾就被调走了。再次回到军营是十多年后辛弃疾担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的时候。为了防御“海盗”以及全境内可能发生的事故，辛弃疾又开始招募强壮，扩大军额，编制和训练军队。这些军旅生涯使得辛弃疾对军营之事颇为熟悉。邓广铭先生在《辛弃疾传》中考证：“在12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南宋派往金国去做外交使臣的那些人……都和辛弃疾有不同程度的友谊关系，从他们那里，辛弃疾可以了解到金国目前社会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些紊乱情况……山东、河北之地是辛弃疾年轻的时候所曾经行之地，所以在他分派侦查人员之前，能向他们指出敌方某些重要军事据点之所在。因此，辛弃疾词中的谈兵议政，绝非坐而论道，空穴来风，而是英雄切合时事的识见与谋略。
虽然时代环境、主体性格经历、词作内容不同，但毫无疑问，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形成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辛弃疾对苏轼词风认同和有意仿效的结果。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化用苏词
辛弃疾喜欢在词中引经据典，化用名篇名句。由于对苏轼人格的欣赏和词风的认同，辛弃疾经常引用苏轼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或引用原句，或借用意境。如《千秋岁·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有一句“尊俎上，英雄表”。“英雄表”这个典故便是用了苏轼《张安道乐全堂》诗“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龙章凤姿谓风采不凡。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苏轼和辛弃疾都渴望成为英雄，拥有为时人所赞叹的豪迈气概，被历史所铭记。因此他们都十分崇尚与敬仰历史上的豪杰，嵇康这样的名士自然是他们追逐的对象。其他如《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造物故豪纵，千里玉鸾飞”化用了苏轼《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伟哉造物真豪纵，攫士抟沙为此弄”；《西江月·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源自苏轼《将军树》“不会人间闲草木，豫人何事管兴亡”；《鹧鸪天·送人》“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更是脱化自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千古名句。以上举例可以充分证明辛弃疾对苏轼诗词了解程度之深，理解十分透彻，否则不可能在写词时信手拈来，将苏轼诗词的典故巧妙融合进自己的作品中，还如此自然天成。
（二）和东坡韵
辛弃疾对苏轼的借鉴是自觉的，他不仅借鉴化用苏轼诗词中的语句，还有意学习苏轼诗词的形式技巧。在辛弃疾的词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辛弃疾有意识和东坡词韵，例如《水调歌头·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用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韵;《念奴娇·飘泉酒酣，和东坡韵》《念奴娇·再用韵，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词》《念奴娇·三友同饮，借赤壁韵》以及《念奴娇·洞庭春晚》（无题序，实则和东坡韵）四首词均使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韵。不难看出，辛弃疾对苏轼诗词的学习借鉴是刻意为之的。
辛弃疾除了在词的题材、风格等方面继承苏轼，还有意识地借鉴或化用苏轼诗词中的优秀词汇及形式技巧，为己所用。但是这种借鉴并不是简单地如法炮制式的文字的模拟，而是辛弃疾倾注了心血和感情，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借鉴，为己所用，形成了中国词坛上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的稼轩词。
综上所述，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形成因素众多。少年聪敏，精通诗书和爱国家风的耳濡目染为他词作生涯奠定了基础，而后官场中起起落落与军营中的生活更锻炼了他的意志品质，形成了豪迈之气，苏轼的词作更是为辛弃疾提供了范本。时代的风云巨变和个人的英雄传奇经历，最终成就了稼轩词的豪宕磊落和激情四射。
（参考刘子宁先生相关文章，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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