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浑的一生几度出仕，几度归隐，一直都在为功名奔走，他的入世之心、经世之志从来没有泯灭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丁卯集》中关注社会问题的时政诗。
晚唐时期，边境战争屡屡爆发，由于国力衰弱，边疆的许多州郡相继陷没，大片土地丧失。正如白居易所慨叹的那样“平日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无论是那些参加战争的战士，还是普通的百姓，国土的沦丧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作为一名富有爱国热情的诗人，许浑也非常关注国家边境上的种种变故。
《破北虏太和公主归宫阙》一诗作于会昌三年，太和公主是宪宗之女，穆宗时下嫁回纥崇德可汗。会昌初年，回纥入寇，连年侵掠云州、朔州等地，成为唐王朝的边患。会昌三年，麟州刺史石雄大破回纥乌介可汗，迎太和公主归京。三月，太和公主回到京师。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这次战争取得胜利、公主顺利回京的欣喜之情。
前两联描写了战争的实际情况，把唐王朝对回纥部落的战争比做当年汉王朝与匈奴之战，最终唐军大败回纥，诗人的心中充满了激动之情，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诗人是怀着无限的自豪与热爱之情的。同样反映唐朝与回纥之战的《吴门送振武李从事》也作于会昌三年，《旧唐书·回纥传》记载了当时的背景情况，“乌介诸部犹称十万众，驻牙大同军被闾门山。时会昌二年秋，频劫东陕以北，天德、振武、比罹俘戮。”振武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是唐时振武节度使治单于都护府。
全诗从诗人设宴为李从事送行写起，离别在即，虽然有美酒高歌相伴，两人的心情也不免沉重而忧伤。一曲歌尽，双双落泪。李从事即将告别自己，北上赴任，参加唐王朝平定回纥之战。诗人把李从事比做汉代名将霍去病，遥祝他勇猛杀敌，为国立功，并且设想自己的国家能够在受降城内接受回纥的投降。离别的忧伤己经被诗人对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希望所取代了。整首诗中流动着诗人的自信之情。许浑虽然没有亲身参加战争，但是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边塞安危密切的关注，对于国家深切的热爱。
诗人除了关注边境战事、心系国家安危之外，对那些参加战争的普通士兵，也寄予了关注与同情。例如《征西旧卒》：
写的是一位士兵，从少年起保家卫国，身经百战，“过乌孙”、平“边难”，结果是功归上将，自己在晓风残月之中，倚营门而听戍角。当年轻生卫国的生涯最终只剩下了金疮旧痕，无限凄凉。此诗刻画了幸存的立功战士不但没有获得赏赐，反而遭受冷落的一面，反映出战祸频繁、边将贪婪带给士兵的痛苦，诗人对他充满了同情。另外一首小诗《塞下》也写的很动人，“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征衣”。语句简洁凝练，暗衬出战争带给士兵以及他们家人的深深的痛苦。
宦官专权是中晚唐统治阶级内部滋生的一个毒瘤。随着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朝廷大权主要都操纵在宦官手里，就连皇帝的生死几乎也在宦官的掌控之中。许浑一生经历了八朝皇帝，其中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五位皇帝是宦官拥立的，而宪宗、敬宗则为宦官所杀。宦官骄横跋扈，残害忠良，祸乱朝政，加速了唐王朝的腐败。许浑瞩目朝政，尤其对宦官深恶痛绝，他用自己的笔，深刻地揭露了中晚唐宦官祸国的危害。据《资治通鉴》记载，文宗“常患中人权柄太盛，自元和、宝历比致宫禁之祸”，王守澄领禁兵后，“跋扈尤甚”，而郑注依恃王守澄，两人狼狈为奸，卖官贩权，“中外咸扼腕视之”。大和五年，唐文宗任用宰相宋申锡谋去宦官，宋申锡在朝中资望较浅，在朝官当中势单力孤，他秘密搜罗助手，事情很快就被宦官发现，王守澄等人罗织罪名，诬陷他谋反，朝官竭力为其辩白，方免一死，同年三月，宋申锡被贬为开州司马。大和七年七月，冤死于开州，成为当时震惊朝野的一大冤案。许浑先后作了《大和初靖恭里感事》《闻开江宋相国申锡下世二首》为其鸣冤。尤其是《闻开江宋相国申锡下世二首》写得十分感人。
诗人把宋申锡比作为汉朝削弱诸侯反而被杀的晁错，比作直陈政事反而遭忌被贬的的贾谊，并用屈原的忠贞比喻宋相国高尚的品德，一方面写出了宋相国对国家朝廷尽心竭力，另一方面写出宋相国无辜被害的冤屈，表达了诗人对宋申锡的无比赞颂之情和深沉的悼念之情。同时，用卫懿公好鹤，最终导致身死国亡的典故，既斥责了宦官王守澄，又谴责了怯于阉党的文宗皇帝。大和九年，唐文宗用李训、郑注谋去宦官，结果因用人不当，密谋不周，反为宦官所败，仇士良族诛宰相王涯、舒元舆、李训以下朝官十余家，朝官被杀者六、七百人，以致于朝廷一空，史称“甘露之变”。文宗从此也“受制于家奴”而终其一生。“甘露之变”对像许浑这样曾经满怀希望、渴盼中兴的士人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许浑的座主恩师也在被害之列，许浑当时在润州，深为悲愤，写下了《甘露寺感事贻同志》：
诗的开头化用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诗意，写出黑暗的现状。颔联用杨修、马融之“黄绢”“绛纱”的典故追述自己当年以诗求知己的不易和恩师的知遇之恩。颈联以满腔的悲愤之情声讨宦官肆虐，殃及座主，并坚信雪愤有期。同时感叹自己职位卑微，师恩未报，发已先斑。诗的最后用郄洗、李膺之事告诫同年东堂折桂的学友勿忘此恨。《闻边将刘皋无辜受戮》作于大中十二年春，也是谴责宦宫专权危害国家的代表作。据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记载，“刘皋为盐州刺史，甚有威名。监军使杨玄价诬皋谋反，函首以进，阖朝公卿，面折廷争，上重违百辟之言，始坐玄价专杀不辜之罪。”当时许浑已经年近七十岁，在京口，闻讯后十分愤慨，写下了此诗。
首联直抒胸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外监军的宦官假借皇上之尊威胁边防将领，害其无辜被杀。颔联写边将刘皋盟誓表达报效国家的忠心，却以谋反的罪名被杀，朝廷上下大为震惊。颈联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平原君，一个是田横，尤其是后者更具深意，田横不愿臣服于汉高祖，在被召回长安的途中自尽，部下五百人得知后，皆在岛上自尽，效忠田横，可见平日里田横对部下的深恩厚义。相较而言，朝廷对忠勇的刘皋的恩义还不及田横对部下的五百分之一。既赞颂了刘皋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又愤怒地抨击了朝廷对刘皋的薄情寡义。尾联用汉代史丹伏在青薄之上冒死进谏的典故，比喻朝中百宫为刘皋强谏讼冤，可见刘皋在朝廷中的威信，同时也反衬出宦官杨玄价的昏庸无耻。全诗义正辞严，讽刺犀利，矛头直指宦官，并把它与边防安危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揭示出晚唐宦官专权的弊端，特别是宦官监军制度是造成边防削弱、战斗力锐减的重要原因。
许浑还写过一些关怀民生疾苦的诗篇，最典型的作品当属大中八年诗人在郢州刺史任上时所做的《汉水伤稼》。据诗前面的小序可知这年郢州“自夏无雨，江边多穑，油然可观”，庄稼长势很好，一派即将丰收的景象，然而“秋八月，天清月朗，汉水泛滥，人实为灾”，泛滥的汉水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诗人对此忧心忡忡。
诗的开头还是一幅晴朗平静的景象，一夜之间暴涨的洪水却把庄稼全都淹毁了，“浮天水”“动地风”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狂风大作、水涨连天的景象。由此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原本长势喜人的庄稼转瞬之间就被洪水淹毁了，粮仓中储备的粮食也被洗劫一空。秋天本来是丰收的季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把百姓们整整一年来的期盼都化为泡沫。诗中没有直接描写当地人民的灾后的情形，只是实写景象，可是人民的生活情况可想而知，诗人对此深感忧虑。
对国家边境安危的密切关注，对宦官专权的深刻批判，对民生疾苦的关怀等等这些都表明许浑的一颗心紧紧地与国家政事联系在一起。从数量上看，时政诗在《丁卯集》中虽然不占多数，却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类诗集中体现着许浑的政治思想，血液中流动着的对国家深沉的热爱，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积极入世的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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