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一篇《不要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在微信圈里刷屏，有很多人士评论认为是深圳房价太高导致产业空心化。
无独有偶，昨天又传出中兴通讯将要外迁的消息。据《南方日报》29日报道，河源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衍楠近日透露，中兴通讯将在今年7月将其生产基地从深圳北迁至河源。这到底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评论的，传递出深圳实体产业不景气的信号呢?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华为不可能把原先的总部迁出深圳，更有可能的是为了发展的需要而成立双中心或者多中心，这是大型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你不太可能让华为这样一个上下游链条一体化的企业，把总部、研发中心、生产中心放在同一个城市，而且是成本高昂的大都市。
企业大了，不同的部门就应该要逐水草而居。一家大公司研发中心在人才兴盛之地，制造中心更适宜迁到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地方，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没有必要一惊一乍。
高盛还把部分运算业务分拆到美国中部州呢，你能说纽约的金融业完蛋了吗?美国电讯公司的后台服务一度还集中在印度、墨西哥，也没听说美国的经济因此受到什么冲击。在全球分工合作的过程中，汽车企业纷纷成立中国总部，但德国仍然是汽车重镇，因为人才、技术、设计能力德国依然领先，高科技不可能仅仅因为土地便宜就能生根发芽。
据Cndeta网站报道，华为虽然否认了总部要搬迁，但对于公司在东莞业务扩大等问题，则表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设立各类分支机构或研究所，以更好地支撑公司全球化业务开展，在此过程中对部分业务所在地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华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色彩的企业之一，在国内布局只是小菜一碟。华为2013年的年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华为在全国共拥有683.3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与房屋建筑物，其中东莞占据近1/3，为200万平方米，深圳为160万平方米。
现在看来，华为布局时落子的思路很清晰：深圳总部包括平台支撑部门，例如总部的行政、法律、客户工程等业务部门和一部分研发人员，而各省城中心为办事处，研发人员除深圳外，主要分部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
即使华为利润再高，也希望获得更低的成本，寻找储备丰盛的人才高地，寻找土地价格低廉、物流便利的制造基地。如果说华为是“被高地价赶走”，显然是存在误解——华为并不完全是普通的制造企业，说实话，在土地方面华为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低调的富豪”。
老的笑话说有穷人做发财梦，自称等到发了财，早上要吃两只烧饼，晚上还要吃两只烧饼——这样的笑话或许能套在中小微企业上，但对于华为这种层次的企业来说，它担心的不是“烧饼”，而是根本上的要素比如研发、制度等问题。
现在中兴通讯部分基地要搬到河源，也是出于将总部与制造基地、研发基地分别落子的考虑。
外迁到周边地区，也是深圳城市发展外溢的结果。人才与土地价格节节上升，就算制造基地想放在深圳也已经不太可能。深圳发展到一定程度，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带动一度迟滞的东莞，以及相对落后的河源，给当地以稳定的工作与较高的收入。如果顺利的话，东莞这些城市的资源总有一天也会上涨。
华为、中兴部分基地外迁，实际上有助于单位面积上创造的财富增加。如果只是幻想着深圳的房地产价格某一天出现大跌，从而有利于制造业的回归，这才真正是不切实际。
报道称，从7月起，中兴通讯(河源)生产研发培训基地项目(以下称中兴通讯河源项目)将启动第一批试点搬迁工作，计划于12月底基本完成。
《河源日报》援引河源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衍楠的观点称：驱动企业搬迁因素之一，就是包括中兴通讯在内的很多深圳企业，都面临发展空间制约，他们寻求腹地空间，通过“总部+基地”的产业分工方式破解资源要素瓶颈。临深城市纷纷有意愿提供发展空间，成为深圳腹地。河源官员就曾透露，目前超过60%的河源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来自深圳。
而据《南方日报》最新报道称，中兴通讯将在今年7月将其生产基地从深圳迁至河源，10月试投产，2017年实现产值100亿元，2018年达到300亿元，5年内达到1000亿元。这是河源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衍楠近日向笔者透露的信息。
中兴通讯是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将把通信设备制造业务以及手机业务生产线迁入河源，也会陆续搬迁与生产高度关联的研发机构。据估算，中兴通讯项目全部竣工后，可带动关联产业实现产值2000亿元。
中兴通讯在对外投资合同中表示，公司将利用河源丰富的土地储备，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人力成本。而这两方面，深圳优势不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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