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司史 | “重温司史”系列之 ——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七七事变前，种种迹象显示出日寇侵占全中国的野心。不久，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那一年，我12岁。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抗战必胜的决心，我成为了一名太原师范新军女兵连战士。十几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吕梁军区华北独立旅机要科长。战争带给中华民族无尽的灾难，也展现了华夏儿女不屈的意志。如今，我已经90多岁了，时常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顾峥嵘岁月。我知道我已经不再年轻，但一回忆起战火纷飞的岁月，胸中的热血就又沸腾起来。如果战争又来了，我还想拿起枪，还想走上战场，去保卫我的亲人，去守护我的家园。一想到这里，我就感觉我还年轻，我还有使不完的劲儿。

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是革命烈士刘胡兰的家乡，也是我出生的地方。1935年，我的家乡被白色恐怖笼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日，做地下交通员的父亲激动地跑回家告诉我们：“朱、毛的部队就要打过来了！这支军队不仅能打仗，还给贫苦老百姓送吃穿！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看着村里百姓破旧的单衣，看着家家户户见底的干粮，我深深理解父亲激动的心情。仿佛久旱逢甘霖，我们村里太需要一场及时雨，太需要一场大改变。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我国进入一致抗日的新阶段，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为了加强党的军事力量，中央派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五人小组赴山西太原成立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其他抗日组织，广大贫苦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纷纷来训练班报名。那时候我在村里私塾刚念完小学，能熟读《百家姓》、《三字经》，说实话书读的还不算多，但在那个动乱年代也算“知书达礼”了。我得知共产党在山西太原师范成立军政干部培训班，要团结青年同胞共同抗日后，还挺激动的，一心琢磨着想加入这支革命队伍。我瞒着家人，跟着表哥表姐赶到太原师范，想去为迎接新时代做点什么。太原女兵应征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们，穿着裙子、旗袍、裤子……虽然衣着不同，但大家都怀着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只为家国不再被外敌蹂躏。

当年，太原师范军政干部培训班组织主任是薄一波同志，他看我只有12岁，不够应征年龄，并且没有家长的陪同，一开始并不同意接收我。听到这个决定，我顿感委屈，随即站在学校楼道里伤心地哭了。薄一波同志安慰说：“小同志，有哪个军人是随便掉眼泪的？你这个娇气的样子，怎么参加革命队伍？”听了这话，我鼓起勇气，用脏手狠狠擦了两把泪，瞪大眼睛说：“不哭就不哭！我能吃下苦去，能遵守部队纪律，请收下我”。薄一波同志看到了我的这股倔劲，又说：“你先参加女兵连，不久我们要成立儿童团，你再到那里去”。这样我被特批成了女兵连最小的学员，穿上了军装，光荣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来到部队，军事训练是每天的必修课：打枪、扔手榴弹、走平衡木、匍匐前进、刺刀格斗；在单杠、双杠上翻滚，练习力量；半夜紧急集合拉练更是家常便饭。对于十多岁的女孩来说这些的确辛苦，但对于贫农出身、从小干农活、满手老茧的我来说，这些苦算不了什么，起码到了部队有了组织，能吃饱饭，那时候我有安全感，也很快乐。

战争必然有牺牲。女兵一般从事宣传、机要等工作，战斗打响时，要到前线做卫生员，背伤员、抬担架，有时候需要扛枪，做警卫。

记得1940年百团大战时，我所在的部队几乎所有人都上了前线，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背回了一名重伤员，期望能够保住战士的性命。然而，不幸的是，在回村路上，革命同志就已经牺牲。为了能把遗体带回村里安置好，我咬牙坚持踉跄着背着烈士的遗体，连夜走到村里，安放在草席上。为了避免烈士遗体不被狗吃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坐在烈士的遗体旁看守了一个晚上，心里真是又怕又难过，浑身一直在发抖。但对组织的忠诚之心支撑着我，直到天边发白，部队的领导回来，妥善处理了烈士的后事，我也算完成了难忘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无论是在军校还是在部队，我都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以一名军人的标准考量自己，力求不愧于党和组织的培养。在枪林弹雨中能磨练出军人坚毅的品格。在新军政卫旅决死队当宣传干事的时候，我可以用嫉恶如仇的声音站在村子正中间的高台上，大声声讨鬼子在东三省灭绝人性的扫荡；可以在剧团中扮演任何一个苦大仇深的革命女子形象，激发大家的抗日热情；可以扛起“三八大盖儿”在部队驻地当起执勤卫兵，随时准备跟鬼子同归于尽；可以跟工兵一起制造攻势，到处布雷；可以一把将手榴弹扔到20米开外处，飞向日本侵略者，让他们血债血偿……

1942年，我所在的部队对日作战越来越惨烈，战争每天都有牺牲。甚至在每个共产党员的衣领上都秘密缝着一颗小药丸，一旦被捕将药丸吞下就可以英勇就义了，死也不能泄露机密。那时，在青年战士的心里，能为革命胜利献身是一种光荣。

那个冬天，整个部队都躲在山上，没有住所，数九寒冬，每天晚上大家抱团挤在一起取暖，将背包堆在一起盖着睡觉，每天早上醒来棉被上都是一层白霜，吃的东西也只有些木棉、树皮再拌上积雪，像土豆这种粮食都只有伤员和首长才能吃。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可是仗还是要打，革命还要继续。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冬天，我不幸同时患上了白喉、伤寒和冻疮，病得站不起来，连上厕所都要爬着去。最后，我脖子上长了一个“对口疮”，厉害到直流脓，老百姓都觉得长了这种“对口疮”就没救了，可是我却坚信只要在部队一切都有希望。

这时，正好赶上部队来了一对城里的医生夫妇，他们自称有较高的医术，自愿投身革命队伍，部队经过盘查后把他们留了下来。于是，倔强的我就请求这对医生夫妇来为我治病，这对夫妇终于耐不过，同意对我施行一个小手术。可是谁料到，在手术过程中，我的颈动脉被割断，当时我就有种预感，这对医生夫妇是假冒的。鲜血从动脉哗哗地往外流，沾满血的棉花堆满了一簸箕，眼看失血过多，性命可能难保，最后关头我咬牙向上级领导汇报了假医生的情况，然后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

几天后当我醒来的时候，得知是组织上找了一位新加坡爱国华人给我重新做了手术，并敷上了特效的止血药膏。我侥幸捡了一条命回来，组织上也因为这件事，查明并逮捕了敌人打入我军内部的间谍夫妻。我顾不上病痛，心中暗自欢喜，我想，我身上的血没有白流，也算是为了党组织和新中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很荣幸地跟随部队第一批进驻了北京城，看到举国欢庆、一片祥和的场面，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得放声大哭，美好的新中国是用多少战友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

1952年，部队决定选派一批参加革命早、有文化、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到大学深造。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顺利地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我深刻地感受到新中国的美好，一个贫农家的女儿竟然也能到首都知名的大学深造，我特别珍惜这种机会，像海绵一样地吸取文化知识。新中国真的让老百姓当家作主了，我不仅成为了一名军人，还成为了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女性，这都要感谢组织，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时光荏苒。1973年，我来到了当时对外贸易部下属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我的工作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石油贸易，做得最多的是对朝鲜的政策贸易，也是说国家有政策要把中国的原油和成品油输送到朝鲜去，经济上援助朝鲜人民。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做贸易每年要去朝鲜签订协议，还要在朝鲜进行长时期的谈判，原油、成品油贸易都要谈，一谈就是两个月。记得当时光是润滑油就有几十种，洽谈的过程很漫长，朝鲜当时比较穷，做石油贸易经常不能按时付款，还经常用一些实物当作贸易款来交付，因此，谈价格和商谈付款是最不容易的工作。1988年离休前，在我第9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朝鲜进行商谈的时候，朝鲜领袖金日成特别委托副主席朴成哲授予了我国家二级勋章，感谢我为朝鲜人民做的贡献。

除了去朝鲜，我还去吕梁开过荒、种过地，在大生产运动中成为了劳动模范；也在参观罗马尼亚机械化步兵师时代表中国军人打出了“9发9中”的成绩。这辈子我获得的荣誉不少，无论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的事我都会全力以赴，从来不想“困难”二字，也从来不想“休息”二字，因为心系革命事业，就不怕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