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赵春梅
2005年，博士毕业的赵春梅成为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一员，主要从事卫星精密定轨定位理论与算法研究。多年来，她先后负责了多项国家级项目，参与了我国“海洋二号”、“资源三号”的卫星精密定轨任务。时至今日，赵春梅已经成为研究院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研究所（房山人卫观测站）副所长、研究员，负责卫星精密定轨与定位、人卫激光观测等研究及应用工作。她的团队在国家测绘基准建设、卫星定位导航与定轨、人卫激光观测以及地球动力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别看赵春梅现今的工作如此“高大上”，其实她早年是矿山测量出身。在这个以艰苦和严谨闻名的领域里，处处都是男人的身影。“我们当年一起学测量的女生，如今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做这行。”赵春梅回忆道。那么她是如何踏入这个领域，又是如何在这里坚守到今天的呢？本刊记者带你一起了解赵春梅的测绘人生。
误打误撞进了测量圈子
1987年的夏天，高考结束后的赵春梅正为报志愿发愁，“当时师范学院和医学院都挺热门，不过我不喜欢做老师和医生，就一个也没报。”就在此时，她看到山东矿业学院（后改为山东科技大学）招收矿山测量专业的学生，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填了一笔。“报志愿的时候也不知道矿山测量是什么，以为是游山玩水。”
没多久，赵春梅便被山东矿业学院顺利录取。“进去以后才发现，没游山也没玩水，都是到煤矿井下。”赵春梅苦笑着说，实习是在矿山，每个人都背着很重的测量仪器和矿山自救设备下到矿井底部，有时候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当时我们曾经到一线开采工作面实习，看着工人们用原始的开采工具开挖煤，心里颇多感触。“当时我就想，要是煤矿塌了，我就没了。”那一段堪称惊心动魄的回忆，让赵春梅始终记忆犹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高校的艰苦学科有扶持政策，赵春梅所在学院每年都会颁发奖学金。学习成绩优异的她，每年都能拿到一等奖学金。虽然每月只有40块钱，但在那个买菜吃饭只要几毛钱的上世纪80年代，这笔数字足以让她高兴好一阵子。
这样误打误撞进了这个圈子，赵春梅一路在辛苦中发掘快乐。“你要说我有多热爱矿山测量，倒没那么明显。因为当时选择余地小，除了干这个，你不知道还能干什么。这么多年走下来，其实也成了一种习惯。”
自嘲是个“三流博士”
山不转水转，当年绕着教师行业走的赵春梅怎么也没想到，她大学毕业之后会与测绘教育结下缘分。四年之后，赵春梅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山东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任教。“当时我心里对老师这个职位是不喜欢的。”奈何不做老师就要下煤矿，赵春梅只好接受了这份工作。
彼时农大还没有专门的测量专业，赵春梅便教授一些基础课程，“当时他们有经济林、果树保护等专业，测量基础课是必学课程之一。测量实习时，我就带学生们去测量平面图、地形图，当时还用普通的测绘仪器平板仪、经纬仪等。”
工作以后，赵春梅渐渐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在面对复杂的测量形势前暴露的薄弱，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修养，她在工作两年之后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以后，她断断续续地做了几年老师，也许是一早对这个职业不中意，也许是从心里不喜欢做重复性的工作，她又开始着手准备考博士。“当初，测绘学报等专业期刊的很多文章我都看不懂，心里很着急，感觉离测绘前沿越来越远，所以想着要读博士。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考统招的，毕业以后能选单位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赵春梅考上了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测地所”），成为博导欧吉坤研究员的第一个女博士。欧吉坤是大地测量学家周江文的弟子，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的同门师兄，先后参与和主持了中科院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项目，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赵春梅回忆说，欧老师带学生，要求都很严格，“我算欧老师学生里边毕业最快的，用了不到三年。”
临近毕业的时候，赵春梅特意去了香港理工大学深造，跟随陈武教授做了四个月的研究。
在别人眼里，赵春梅从本科到硕士又读到中科院的博士，肯定是个非常聪明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赵春梅却自嘲说：“有一句话叫‘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在她看来，学历只要本科就够用了，学习过程中需要什么再学什么。可是对赵春梅来说，也正是读了博士之后，她才真正对测绘这行产生了感情。她坦言道，在农大当老师那会儿“都是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也没有体现出我教书多么伟大。”
从“海洋二号”到“资源三号”
来到测地所之后，欧吉坤老师放手将“海洋二号”的定轨定姿预研项目交给她做，让她得到了不少实质性的锻炼。
“海洋二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具有高精度测轨、定轨能力与全天候、全天时、全球探测能力，其主要使命是监测和调查海洋环境，可直接为灾害性海况预警预报提供实测数据。
“海洋二号”卫星测试阶段，测地所承担了定轨任务，其中赵春梅负责了利用星载GPS数据确定卫星轨道的软件研发及工程化任务。虽然之前对国外CHAMP、GRACE等卫星进行了大量的定轨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海洋二号卫星的星载GPS数据是国产的，对此赵春梅当时十分忐忑。“我记得海二数据下来的时候，海洋中心让我过去处理。我和研究生在打车去的路上，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担心定轨算法和软件精度不过关。后来软件运行良好，精度可靠。”赵春梅如释重负，用一句“心里有底儿了”来形容当时的心境。
“海洋二号”的定轨经验为赵春梅做“资源三号”卫星定轨软件打下了基础。2005年，刚刚进入测绘科学研究院的赵春梅便拿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对她来说是个“很好的起点”，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先后拿到过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众所周知，“资源三号”是个大工程，“你想卫星上天，前面肯定要做很多工作，当时研究院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卫星轨道。虽然我原来博士是做这个方向的，但是毕竟不是国产的数据。”
对赵春梅来说，做“资源三号”时最紧张的一件事是激光国际联测。“因为资源三号卫星的任务所在，其轨道设计是白天工作，一到晚上就整个儿淹没在地影里，观测人员在CCD中看不到卫星，几乎都靠盲打，这就对轨道的预报精度要求很高。我们尝试了多种轨道预报算法，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预报方案”。赵春梅说，当时人卫站的同事们压力特别大。“总是测不着，当时卫星中心的孙承志副主任也挺着急。如果这一项测试失败，那么我们将来的卫星发射任务肯定受到影响。”
情况反映到上级，国家局李朋德副局长亲自来到人卫站，勉励人卫站的同事们说：“一定要测到，这是我们局的第一颗测绘卫星。”压力激发了动力，人卫站职工兵分数路，派人到新疆喀什、吉林长春这几个有利的观测点分别监测，严阵以待。
赵春梅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既期待又紧张的夜晚，房山人卫站成功捕获到资源三号激光回波信号。担心许久的轨道预报终于证明没有问题，赵春梅心中的一块大石卸下，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上承前辈下启后生
不管在测地所还是研究院，赵春梅都接触了不少老教授、老院士。她深刻地感受到，老一辈科研人的知识基础非常牢固，“就比如欧老师是学机械出身，数学功底很强，我们就是缺少这个，超过他的还不是很多。”前辈们“俯得下身、沉得下心”的科研态度，让赵春梅感触很深。也许是高学历群体的共同认知，赵春梅对导师和前辈的治学精神有很强的传承意识。因此，她和几个师兄弟特意邀请欧吉坤、杨元喜等前辈在青岛召开学术研讨会，“好好地把诸位老师的思想传承下来。”
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加上导师的用心栽培，赵春梅在大地测量和卫星定轨领域打开了一扇窗。曾经有研究生想考博士，向赵春梅请教求学和科研的经验，赵春梅这样对他说：“博士可以考，就是不要太盲目了。天天死读书是读不出东西来的，科研需要灵性和悟性。”
灵性和悟性，是赵春梅反复提及的科研观。出生在70年代的她，对科研有着朴素的实践观。在她看来，一个人成长起来不能光靠天天看书、写几篇论文，而必须通过几个大的、创新性比较强的科研项目一点一滴地磨练。她从自身的经历感悟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从不懂到懂而慢慢成长起来，这个过程有很多细节需要亲身摸索，是书本和论文无法传达的。“像杨元喜院士说过的，我们要发表的论文快超过美国了，但不一定有用。我们拿到的奖很多，但是不一定能转化为成果。”
谈起测绘行业的“继承者们”，赵春梅坦言：“现在年轻的和老的比起来，还是差一点火候，感觉中间有一个断层。”不过她依旧保持乐观，“年轻人虽然稳重不足，但很有冲劲儿。毕竟年轻嘛，慢慢发展都会很厉害。”
工作家庭两不误
当记者问她是不是和其他埋头搞科研的人一样，一忙起来就会忽视家庭，赵春梅居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赵春梅说，虽然在做“海洋二号”、“资源三号”等工程项目时经常加班，但她依然能保持好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科研不是你投入的时间越多就越好，还是需要灵性和悟性。”
凭借自己的灵性和悟性，赵春梅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一手抓科研，一手照顾家庭、培养女儿。赵春梅的女儿如今在大学读金融专业二年级了，外人看来颇为羡慕。想当年帮女儿选学校、择专业的时候，赵春梅可没少花心思。
“开始是有让她学测绘的想法，但考虑到是女孩子，我从自身的情况想了一下，通过自己的现在似乎就能看到她的未来，觉得也挺辛苦的。因为要学测绘的话，她就得读硕士、读博士。在国内读博士的话，观念还不行，还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转一转，小女孩就三十多了。”一方面想要女儿投身科学，做个有用之才，另一方面，自己在测绘这个圈子里呆久了，对这里面的辛苦深有体会，赵春梅因此犯了难。
最后实在不知该选什么方向，赵春梅索性让女儿自己选择。“她喜欢偏文一点，不是特别想当科学家。最终让她读了商科，孩子也轻松一点。”
都说测绘这个圈子里至今没有女院士，从赵春梅的育儿矛盾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从事测绘行业的女性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大的努力，而有感于自身的辛苦，“测绘妈妈”们一般不会刻意培养自己的女儿踏足这个行业。这也成为“测绘巾帼”如此稀少而独特的原因之一。
测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从矿山测量，到工程测量，到卫星大地测量，我说不出有多热爱，我也就是一种习惯。”采访中，赵春梅多次提到这个观点。
赵春梅的这种“习惯”不难理解，“小时候没有立过志向说长大要干什么，都是一步步走下来的，到了那个份上就有了那种选择。”这种“惯性选择”渐渐成为赵春梅生活的一部分。直到现在，她还坚持自己编程，笑言：“这个手艺不能丢了。”她记得前些年从美国请来一个老师，六十多岁的人，做起程序来一点也不马虎。赵春梅有感于此，觉得人就要活到老学到老，如果固步自封，很快就会被科研形势淘汰。“再说嘛，天天用功，天天动脑，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当被问到“做了这么多年科研工作，你积累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赵春梅不禁幽了一默：“我当年干活太卖力了，就觉得两个肩疼，后来干事情都不大利索，都是科研工作积累下来的毛病。”
2015年的工作已然展开，赵春梅又将踏上“天天用功、天天动脑”的科研之旅。她介绍道，今年团队牵头了一个科技部的基础专项，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等单位为项目协作单位，将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加强相关研究工作的标准规范的制定，将行业标准提升起来。除了忙于人卫站的统筹工作，目前团队也在开展北斗广域增强系统的数据处理及软件研发工作。承接如此多又如此重要的工程，赵春梅对工程质量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也成了她的习惯。“越是大的项目，越需要基础和经验，特别是要出软件、出成果，最后直接用于工程，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做不来的，是存在风险的。就像定位，如果是10公分，你不能定成20公分，这是造不了假的。”
采访的结尾，赵春梅接了个电话，她又有工作要做了。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你要打破它，就不习惯了。”赵春梅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