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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城： 周先生高风亮节，敬业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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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明城： 周先生高风亮节，敬业育人

胡明城： 周先生高风亮节，敬业育人 中海达讯
20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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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编者按：　　此文是胡明城先生写于1996年周江文八十寿辰之际，本刊组稿重发此文，对于全面了解周江文先生，学习
编者按：
　　此文是胡明城先生写于1996年周江文八十寿辰之际，本刊组稿重发此文，对于全面了解周江文先生，学习和纪念周江文先生，仍有重要意义。

周江文先生坚持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以严肃的态度治学育人，60年如一日，为我国大地测量学术界树立了一座丰碑。我从1939年开始受业于周先生，迄今57载；其间虽然有聚有散，但心声一直相通，对他的生平了解较多。先生对人的真诚，对学术的执著，使我深受感染和教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指向和鞭策作用；因而对周先生仰慕之情，历时愈久而弥坚。

勤奋读书

周先生自幼聪慧好学，双亲早逝，靠兄长培养。1933年参加湖北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时，因党义课成绩不佳而屈居第二名。以他的才华，完全可以入任何名牌大学深造，实现他的抱负。但想到长兄收入不丰而子女多，他不忍把沉重的负担加在长兄身上，决定进入一切费用由公家提供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选择大地测量作为他毕生探索的目标。1937年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并得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入学通知书。一切手续都已齐备，正欲启程之际，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未能成行。



周江文与胡明城（左）合影


周先生从测量学校毕业后，参加过中缅勘界工作，旋即到国民党政府陆地测量局天文观测所从事研究工作。1939年回测量学校任教，同年秋季带领我们全班同学进行大地测量野外实习。记得当时我们住在一个苗寨里，每天早餐后，周先生同我们一道爬山；晚上回来用餐后，大家都感到疲劳，提早入眠，独有周先生在桐油灯下学习，可见他对时间非常珍惜。

我注意到，周先生每次上山，胁下总是夹着一个灰色布包，上山后从不打开，下山又夹着回来。这种异常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闲谈中我才了解到，先生过去的衣物和读书笔记在桂林一次敌机轰炸中全部烧光，最令他痛心的是笔记，所以放在布包里随身携带，以防丢失。周先生这一举动使我感悟到，读书心得是平时逐渐积累的，失去笔记，知识领域里会出现一块空白，填补起来很费事。在我后的学习中，由此获益非浅。

苗胞家中用具很简单，只有矮桌和矮凳供餐之用。周先生每晚就是在这样的桌凳上读写的。由此我感悟到，一个勤奋的学人，到处都可以找到书室。我是一个穷苦学生，深知求学机会之可贵，在全班同学中属于用功者之列；但同周先生比较，就差得远了。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开始夜读，周先生借我一本Hosmer著的英文版《大地测量学》。这是我读外文专业书籍的启蒙。在野外实习的三个多月中，我同周先生朝夕相处；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感染我，影响我的一生。

高风亮节

我1940年从测量学校毕业时，被分配到西北去，彼此有依依惜别之情。临行周先生送我“择善固执”四字。我理解他的用意至深，不只是勉励我勤学，还要注意修德。这时周先生只是24岁，可见他在青年时代，已是学识过人、志高行洁了。

周先生于1941年主持天文观测所，这时他的长兄任中法大学教务长，突然病逝昆明，这一噩耗不啻是晴天霹雳。感念兄弟情深，他料理丧事后，把嫂嫂和侄儿女们接到天文观测所驻地贵州平坝县；从此靠他和嫂嫂的微薄收入，养活八口之家，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天文观测所设在东嶽庙内，地低山近，一年大部分时间阴冷潮湿。营养不良，加上环境恶劣，使他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损害。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周先生仍然勤学不倦。

我于1942年春调到天文观测所，同班同学周学广已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周先生指定学广兄和我分别从事子午仪观测和等高仪观测的研究。我们两人实际上是周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学广兄为人正直，笃学志洁，我们同在周先生指导之下，成了挚友。我的研究课题于1944年完成，研究报告《等高仪观测手册》经王之卓先生评审，获得了较高评语，并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出版。



周江文在翻阅资料


学广兄因身体健康原因，未能按时完成研究计划。解放后他把已完成的稿件交我，嘱我续写。当时总参测绘局局长蒲锡文同志重视科研工作，鼓励写作。周先生解放后的第一部著作《大地测量》，就是在锡文同志支持下由总参测绘局出版。他也支持我续写《子午仪观测手册》。在我续写完成之时，李庆海先生对我说：“我对实用天文很有兴趣，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了你写的《等高仪观测手册》，获益不少，希望你介绍子午仪方面的材料”。我把刚完成的《子午仪观测手册》稿件交出，请他审阅。不久得到了李庆海先生很高的评语。可见周先生和学广兄为这本手册付出了辛勤劳动。

1943年测量局局长易人。新局长是与周先生同县的晏勋甫，曾传言此人是周先生父亲的老友，甚至有人猜测周先生会得到重用。无风不起浪，果然有一人（可能是晏勋甫带来的秘书或行政人员）来到平坝，找周先生大谈同乡之情，说什么请周先生辅助晏局长。事后周先生对我说：“一派不堪入耳的话。”此后不久，周先生决定离开天文观测所，回测量学校任教。他的这一举动，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为了避开风言风语，以实际行动表现他的高风亮节。

折服美国人
抗日战争进行到后期，国际补给线被切断，美国军援物资只能飞越喜马拉雅（当时叫做驼峰）运到中国。这是一条可怕的航线，美国空军为此牺牲了不少生命。飞机失事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精确航图也是原因之一。为了赶制航图，美国已派测量队在云南境内测定天文点。由于测区包括贵州、川西和康巴藏区族区，美国单方完成不了这一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了一个中美合作航测队，选中周先生为副队长。

1944年初，周先生说服学广兄和我作为骨干，共同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他的理由是：抗战已见到了胜利的曙光，为了争取胜利早日到来，我们义不容辞。中美双方人员在贵阳会面，双方都采用等高观测法，各自展出了观测成果和精度统计数据。我们的观测精度比美国高出很多。原来有些傲气的美国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折服。

1946年王之卓先生辞掉了测量局技术室主任职务，由周先生接替。他因志不在此，生怕光阴虚掷，影响治学，短期任职后又回到测量学校任教。此后周先生一直从事治学育人。

启迪后学
凡是有非凡成就的学者，都是首先选定一个学术目标，作为人生的理想和生命的需要，并为之奋斗终生，这就是立志。综观周先生的著作，每一篇都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如此付出生命来探索和写作，其动力蕴藏在理想之中。从周先生走过的道路来看，我得到的第一条启发是：为学之道，立志在先。

做学问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和智慧，孜孜以求。如前所述，周先生在生活极端困苦中，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毫不气馁，心无二用。他挤出一切时间治学：在苗寨豆灯之下，他可以学习；在爬山疲劳之后，他依然学习。这些就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具体化。这是我得到的第二条启发。

八十寿辰上，周江文与前来贺寿的嘉宾合影，前排左八为胡明城


一个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必须摒弃心理上的累赘。强求功名利禄，追求物质享受，计较个人得失，都属于心理累赘。一个人背上这样的包袱，不可能在学术上真正有所成就。时下有些人力图造成社会影响，提高虚假的学术地位；周先生则“甘于寂寞，自减风云”。他未能进名牌大学，未能在国外大学取得学位，没有显赫的学术头衔。然而，他的高风亮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却在学术上去得了辉煌成就，培养和感染了一批又一批学人。周先生对我的第三条启发是，摒弃一切心理累赘，踏踏实实做学问。

周先生在品德上严于操守，励志洁行，敬业乐群；在治学上手不释卷，勤于思索，敏于感悟。他倾注全部心血治学育人，是现代正直的、真诚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要以他为楷模，作中流砥柱，齐心协力冲刷浊流。(胡明城（1917.8.26—2010.12.24）为我国著名的大地测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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