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 另辟蹊径—从败诉的裁判文书中寻找胜机

引　言

一败再败

一、1994年12月10日，广州市某商业局（以下简称“某商业局”）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共建广州市某路131-137号“购物中心”。商住楼建好后，其中某商业局分得12767.556平方米（131-133号1D、131号2C、3A、4A）及3486.758平方米的商场部分面积（131号五、六层）（以下简称“涉案房产”）。

二、1996年7月25日，广州市某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明确区商业局有关机构问题的批复》，撤销某商业局的编制，保留广州市某区某总公司（以下简称“某总公司”）为企业单位。1996年8月16日，某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具《关于区某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某商业局由行政单位成建制转为企业单位从1996年9月1日起执行。

三、1999年11月19日，广州市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出具《关于建设用地批文延期及建设用地使用问题的复函》，同意将核准给某商业局、某置业公司使用的位于广州市某路、项目为商业购物中心综合楼的建设用地的使用单位改为某置业公司、某总公司。

四、某商业局、广州市某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01年签订《某区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首批物业移交协议》，内容为将广州市某路131号某商业中心1-4层，面积12766平方米由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接收，并授权给该公司经营管理，但是协议中签订时间空格处没有填写任何时间。2005年2月28日，该公司与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某国资公司某路131号某商业中心1-4层的物业租赁给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其后该公司又在区政府的安排下将该涉案物业移交给某区全资国有公司—某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继续管理、出租收取租金至今。某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即为笔者团队的委托人（下称某国资公司）。

五、2005年3月30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对中国某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申请执行某总公司等公司借款合同系列案作出（2005）天法民二初字第44-5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程序中中国某银行广州市天河支行将债权转让给广州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2017年8月30日，天河法院作出（2017）粤0106执异205-2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某投资公司为（2005）天法执字2533-2540号案申请执行人。

六、申请执行人某投资公司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追加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向天河法院申请追加某国资公司、某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为被执行人。其理由是某商业局已经以改制方式变更为某总公司，因此商业局的涉案房产应当归属某总公司所有，该房产被某区政府通过行政行为先后授权给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某国资公司管理出租并收取租金，因此某国资公司收取的租金属于被执行人某公司的财产，某国资公司基于政府行为无偿取得被执行人财产，应在收取租金范围内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承担责任。

七、笔者团队接受某国资公司的委托，作为上述执行追加案件的代理人。在执行追加案件异议阶段，笔者团队主张某总公司是新设的企业，与某商业局是相互独立的机构，没有法律上的主体承继关系，故商业局的涉案房产在商业局被政府撤销后应归属于商业局的上级政府即某区政府，不属于某总公司，因此追加的法定条件不具备。由于产权归属是执行追加的前提条件，而本案在该阶段，笔者团队便以此为代理主要突破方向。但是天河法院认为依据省高级法院另一案件生效裁判文书中关于改制事实的事实查明，认定某总公司是由某商业局改制而来，商业局的涉案财产属于某总公司所有，2001年11月9日起涉案房产被政府先后授权给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及某国资公司管理出租并收取租金。由此可见，某总公司的涉案房产被无偿调拨、划转给某国资公司管理出租收益，现被执行人某总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某投资公司申请某国资公司为被执行人，在其接受的财产范围承担责任，应予支持。本案执行追加异议的代理以败诉告终。

八、执行异议裁定送达后，某国资公司继续委托笔者团队向广州中级法院申请复议。在复议阶段，笔者团队除坚持涉案财产属于某区政府外，还认为本案债权形成于2002年到2003年，进入强制执行的时间点是2005年，但申请执行人主张商业局改制成某总公司的时间是1994年到1996年，而其主张以行政命令无偿接受财产的时间是2001年，也就是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债权形成和进入强制执行的时间均在无偿接受财产的时间之后，笔者团队认为从逻辑上分析执行债权形成于无偿接受财产之后，涉案财产即使在无偿接受时归属于某总公司，但不属于被执行人偿还该笔执行债务的责任财产。广东省高院（2018）粤执复26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某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就阐述了该裁判规则。因此笔者团队认为在复议中类案广东省高院（2018）粤执复265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的裁判规则可以成为本案复议的突破口。

九、广州中院经听证审查后认为某区政府的职能部门依据区政府行政命令无偿调拨实际权属人为某总公司的涉案房产，并交由某国资公司管控经营并收益，导致被执行人某总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某投资公司申请追加某国资公司在其接受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另外，某商业局、广州市某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区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首批物业移交协议》表明移交涉案房产的经营管理权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算，但由于该移交协议没有具体的订立时间，故认为涉案房产的移交时间为2001年11月依据不足。根据某总公司2001年-2004年与其他企业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2005年2月28日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该公司将涉案物业租赁给广州某置业有限公司，广州中级法院认定广州市某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截止至2004年10月27日并未实际获得涉案房产的管控权，由此认定无偿划转涉案资产的时间与我方的主张不吻合，广州中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粤01执复617号执行裁定，维持了广州市天河区法院（2018）粤0106执异911号执行裁定。

另辟蹊径

法院裁判

一、关于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问题

二、关于法院是否应支持某投资公司申请追加某国资公司为被执行人的请求

另，广州中院（2020）粤01破申31号民事裁定书也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总公司资不抵债，对某总公司自行申请破产清算的申请，裁定不予受理。在此情况下，申请执行人某投资公司向天河法院申请追加第三人某国资公司为本案执行人的条件尚未成就，对其追加第三人某国资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之申请，应予驳回。某国资公司申诉称其不应被追加为本案执行人的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实务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