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 简析执行异议竞合的法律适用和理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关于执行异议竞合有两种情况和处理方式：

其一，“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既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又作为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   

但是，由于上述规定没有对“实体权利”“执行行为”“与实体权利无关”等核心词句进行定义，司法实践中容易对上述规定产生误读和争议。笔者以代理的一宗同类案件为例进行分析，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拨开云雾，引起各位读者的共同探讨。

1986年，侯某与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产买卖合同》，购买Z市一处房屋并足额支付了房款，此后侯某一直未对房屋进行管理和办理产权证，直至2021年8月侯某才在房地产公司的配合下依法办理了房屋的不动产权证。办证后，侯某才发现房屋现正由郑某在管理，且现有租客正在里面居住。后经调查发现，Z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Z市中院”）于1995年因A银行诉B公司（注：B公司为全资国有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B公司偿还A银行本金及利息合计200万元。在上述案件的执行阶段中，B公司书面告知 Z市中院执行庭：B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购买了房主侯某的房屋，但房屋并未办理过户，故申请执行该房产。2000年Z市中院仅凭上述信息，即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因房屋无法拍卖，故将房屋作价15万元交由A银行管理使用，其后A银行又将房屋出租给了郑某使用至今。

2021年9月，侯某得知上述情况后，即委托笔者代理本案，于2021年向Z市中院提出执行异议，要求撤销上述裁定书并将房屋交还侯某使用，主要理由为：

1.齐某仅是国有企业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务人或被执行人，因此将齐某纳入被执行人属于违法执行行为；

Z市中院于2021年重新作出的《执行裁定书》认为：“案外人侯某以其系案涉房产所有权人为由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实质上系请求排除对案涉房产的执行，因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第二百二十七条（即现二百三十四条）及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审查。”

最终Z市中院裁定：中止2000年《民事裁定书》中确认的A银行自2021年起对房屋的管理使用权的执行。但笔者对于上述审理结果并不完全认可，详见下文分析。

 根据《执行异议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执行异议竞合有两种情况，且同时涵盖了“实体权利”“执行行为”“与实体权利无关”等概念，因此如何理解该等词句的含义是关键所在。现分析如下：

第一，案外人基于实体权利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时，其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必须是依法足以阻止该标的执行（包括将标的物让与他人和交付他人）的实体权利。

第二，基于实体权利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目的在于最终从实体上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以维护执行异议人的实体利益。例如，案外人虽然对执行标的有租赁权（实体权利），但因租赁权的存在不影响执行，因此，案外人一般不能基于租赁权提出案外人异议。但是如果法院在拍卖后强制承租人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从而影响承租人对执行标的物依法占有、使用的，承租人可针对强制交付提出案外人异议，以排除法院的交付行为。此外，案外人异议所主张的实体权利并不限于所有权，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或者有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交付或者让与的权利的，均可以提出案外人异议[2]。

笔者认为，执行案件中包含了多个执行行为，各个执行行为之间有的相互独立，有的相互包含，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在提出执行异议前，可以将执行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分解”，并对被分解后的执行行为逐一进行合法性分析，如果发现其中有执行行为违法且与“实体权利”无关，以此提出执行异议的，则构成与“实体权利”无关的执行行为异议。以本案为例，通过“分解法”，我们发现Z市中院除了2000年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房屋作价15万元交由A银行管理使用”以外，还有一个“隐含”的执行行为，即将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齐某纳为了执行对象，但该内容并没有表现在裁定书中，而该行为如果不通过“分解”，是很容易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