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法律视角下同居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护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婚恋观念变化、未婚生育政策放宽，未婚同居现象日益普遍^[1]。而我国法律对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的保护存在本质差异，婚姻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编全面保护，夫妻双方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包括互相扶持、共同财产等；而同居关系仅被视为“一般共同生活关系”，男女双方并未建立法律所承认的夫妻关系，因此无法享有与婚姻关系相同的法律保障，同居双方中尤其是女性，在同居关系里往往面临着人身安全、财产分配、子女抚养等多方面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风险。本文将从法律角度，结合现行规定与司法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同居关系中女性的合法权益。

（一）人身权益方面

1.身心损害难以救济

同居关系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妇女在情感上容易受到伤害。当同居关系破裂时，女方可能会遭受来自男方的精神暴力或冷暴力，如言语侮辱、威胁恐吓、恶意诽谤等，这些行为虽然不会直接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但却会给女方带来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的认定和赔偿标准尚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妇女因遭受精神损害而获得赔偿的案例较为少见。此外，未婚同居中意外怀孕的女性可能面临堕胎带来的另一种身心创伤，或因非婚生育陷入独自抚养困境。现行法律对女方的救济途径极为有限，往往需独自承担后果。

2.忠实义务的违背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夫妻有法定的互相忠实义务，也就是婚姻关系中的专一性受法律强制保护，违反忠实义务需承担法律责任。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若一方出轨（与他人同居或重婚），无过错方可在离婚时主张损害赔偿，并可在财产分割中要求多分^[2]。若已婚男方与他人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3]规定，已婚男方构成重婚罪。但在同居关系中，法律不强制要求同居伴侣专一，即无法规定忠诚义务，出轨行为不产生法律后果，除非构成重婚罪（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且登记结婚），更无法律依据主张因出轨导致的损害赔偿。因此，在同居关系中，忠实义务更多地依赖同居双方的道德约束，缺乏法律强制力，同居女性在遭受背叛时不但情感上受伤害，还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对伴侣进行约束。

（二）财产权益方面

1.共有财产认定

对于男女双方同居期间所积累的财产，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大部分财产来源属于共同财产^[4]、少部分属于个人财产^[5]的规定不同，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6]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规定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大部分财产来源属于个人财产，只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换言之，如果同居期间没有形成共同所有的财产，则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对于经济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没有共同财产可供分割。在笔者经办过的案件中就出现过此种情形，即使共同以夫妻名义生活十多年并育有子女，因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且没有形成任何共同所有的财产、没有任何经济往来，女方对家庭即使付出再多的心血和劳动，却因无法证明其对财产的贡献而处于劣势地位，在解除同居关系时无法获得应有的财产份额。

2.共同债务认定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如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等）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需共同承担。若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如夫妻合开公司），即使另一方未签字，也可能被认定为共同债务。而由于同居关系不受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直接保护，债务问题主要依据一般民事法律原则和举证规则处理，也就是同居期间产生的债务，默认由举债方个人承担。若主张债务为共同债务，需由主张方证明债务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那么，同居关系中的债务认定核心则在于“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需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在部分案例中，男方会让女方代为向银行或第三方借钱，借款合同或借条上仅有女方的签字，收款也是女方的个人账号，后续无法偿还借款时，出借人会要求女方清偿债务，而此时女方若无法举证该笔借款用于共同生活，且男方为了逃避债务不承认借款用途，则该借款很可能被认定为女方个人债务，只能自行承担还款义务。

3.家务劳动价值被忽视

妇女在同居中往往承担更多家务、育儿甚至照顾长辈的责任，但这些贡献难以转化为财产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第二款^[7]中规定同居关系中的家务劳动补偿，但遗憾的是在正式施行的解释中删除了该规定。因此，现行法律并未对同居关系中确定家务劳动补偿，导致妇女在关系解除时难以获得合理补偿。

4.扶养义务差异

法律强制规定配偶间的扶养义务及离婚后的经济帮助，以保护家庭稳定性。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的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因疾病、失业等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另一方必须提供经济支持，若拒绝扶养，对方可起诉要求支付扶养费。另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也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即离婚时，若一方生活困难（如无住房、丧失劳动能力），另一方应给予适当帮助。而现行法律对同居关系的干预较少，自由度高但风险更大，同居伴侣间无法律上的扶养义务，分手后无需支付对方生活费，也无法律义务提供经济帮助，除非双方书面约定解除同居关系后的经济补偿，可按约定执行，否则，同居关系一方长期依赖伴侣生活，如放弃工作照顾家庭，解除同居关系后可能陷入经济困境且无法索赔。

5.继承权缺失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同居关系中的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的相互继承权^[8]。这意味着，当一方死亡时，另一方无法以配偶的身份继承其遗产，使得同居关系中的妇女在经济上面临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对于部分长期同居且在经济上依赖男方的妇女来说，一旦男方去世且生前未订立遗嘱指定由女方继承财产，那么她们可能会陷入生活无依无靠的困境，其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子女抚养权益方面

同居关系中所生育的子女属于非婚生子女，虽然我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9]，但实际生活中，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却常常引发纠纷。一些男方在同居关系解除后，可能会拒绝承担抚养责任，导致女方独自承担抚养子女的重担。此外，非婚生子女在办理户籍登记、受教育入学等方面也可能因父母的同居关系而面临诸多障碍，例如需进行亲子鉴定确定非婚生子女与父或母的关系方可办理相关手续，这些都会影响妇女及其子女的权益。

（一）立法缺失——同居关系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相关妇女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缺失

我国法律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同居关系效力认定经历了从承认（1950年至1980年）^[10]、限制承认（1980年至1994年）^[11]、不承认（1994年至2001年）^[12]、效力待定（2001年至2021年）^[13]、延续效力待定（2021年至今）^[14]的变化，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社会观念、法律制度以及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但也可以看出，自1994年起法律不再承认“事实婚姻”，导致大量同居关系被排除在婚姻法律保护之外。这也直接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同居关系纠纷时，往往只能依据民法典中的部分基本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进行裁判，但部分规定较为笼统，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但这些法律在同居关系中的适用范围和保护力度有限。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主要侧重于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对于同居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护规定较少；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将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纳入调整范围，但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财产分割、家务劳动补偿等问题仍未作出明确规定，这使得同居关系中的妇女在遭受权益侵害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

（二）司法实践困境——证据认定困难 

在同居关系纠纷中，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婚姻登记，缺乏明确的法律关系证明，因此在证据认定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例如，在财产分割纠纷中，男方利用经济强势地位，刻意避免与女方发生经济往来，未形成共有财产，女方往往难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财产的贡献和所有权；在家庭暴力案件中，由于同居关系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女方在遭受暴力时往往难以及时收集和保存证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认定男方的暴力行为，妇女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对女性家务劳动、健康损害等无形损失缺乏量化依据，补偿金额往往低于实际付出。

（一）明确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地位

立法机关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同居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建议适度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非婚同居关系中的财产关系、子女抚养、家庭暴力等问题作出详细规定，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使同居关系中的妇女在遭受权益侵害时能够有法可依。

（二）制定专门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律

在现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规定，增加对同居关系中妇女权益保护的内容。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同居关系中妇女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子女抚养权益等方面的保护措施和救济途径。同时，还应加强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让妇女们在同居关系中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三）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规则

针对同居关系纠纷中证据认定困难的问题，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则，明确证据收集、认定和采信标准。例如，在财产分割纠纷中，可以适当放宽女方对财产贡献的证明标准，通过推定等方式认定女方的财产权益；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可以加强对受害方的证据收集指导，允许受害方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确保受害方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四）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除诉讼途径外，还应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同居关系中的妇女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例如，可以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对同居关系纠纷进行调解。同时，应加强对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保障和监督，确保其公正、公平地处理同居关系纠纷，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五）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同居关系中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例如，可以开展社区法律讲座、发放法律宣传资料、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报道等，让妇女了解自己在同居关系中的合法权益和保护途径。同时，还应加强对男方的法律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感，促进同居关系的和谐稳定。

（六）实务建议

如前所述，同居关系中存在妇女权益受损的多种可能性，所以，为避免纠纷，笔者建议同居关系双方可签署同居协议，明确共同财产、共同债务、扶养关系等的认定和处理方式，女方应做好证据保留等方式提前规避风险。同时，同居关系中所生育的子女应尽早通过亲子鉴定或出生证明明确身份，避免后续争议。

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23年以前，全国结婚登记数已持续下跌多年，虽2023年回升至768万对，但最新公布的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为610.6万对，较2023年减少了157.4万对。这些统计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年轻一代对婚恋价值观的取向变化，男女方以非婚同居代替结婚是新趋势。同时，我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因此，同居关系中的妇女权益保护，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对妇女权益进行了保护，但在同居关系这一特殊领域，仍存在诸多立法缺失和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笔者认为，适度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明确非婚同居关系的法律地位、制定专门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完善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规则、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等措施，不断完善我国同居关系中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为妇女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她们在同居关系中能够充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