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破产重整中担保权行使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与制度完善

（一）从担保权暂停行使的司法适用来看，核心困境在于“重整必要性”的认定标准模糊，导致裁判尺度难以统一

《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五条将担保权暂停行使的前提界定为担保财产属于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但未明确该财产是否需为企业重整所必需。《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虽提出以是否触动破产整体价值作为判断“必要性”的尺度，却未对这一尺度作出具体的阐释与细化。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仅以担保财产属于债务人的资产范围便认定其具有重整必要性，直接裁定暂停担保权行使，忽视了担保财产与企业核心经营能力的关联程度；部分法院在认定时未对担保财产的价值进行科学评估，也未考量担保权人因暂停行使可能遭受的损失，导致担保权人的利益被过度牺牲；还有部分法院对“重整必要性”的认定缺乏客观依据，过度依赖主观判断，使得同类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

（二）从担保权行使与破产重整其他程序的衔接来看，困境主要表现为与重整计划制定、破产程序转换的衔接机制不完善

在与重整计划制定的衔接方面，部分重整计划对担保权人的利益保障缺乏合理安排，未根据担保财产的类型与价值确定具体的清偿方案，甚至存在通过重整计划不当限制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的情形。而法院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对担保权人利益的审查标准不够严格，导致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忽视。在与破产程序转换的衔接方面，《企业破产法》明确担保权暂停行使规则仅适用于重整程序，在和解程序与清算程序中担保权人可依法行使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当重整程序因重整计划未获通过、债务人无重整价值等原因转换为清算程序时，部分法院未及时解除担保权的暂停行使状态，导致担保权人无法及时处置担保财产，错失债权实现的最佳时机。在部分和解程序中，法院仍参照重整程序的规则暂停担保权行使，违背了法律对不同破产程序的规则设计，损害了担保权人的利益。此外，非典型担保在破产重整中的适用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民法典所认可的让与担保、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因公示方式、权利属性与典型担保存在差异，司法实践中对其是否适用暂停行使规则、如何认定其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存在较大争议，导致非典型担保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稳定保障。

（一）法律规则本身的不完善是担保权行使规则司法适用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

《企业破产法》对担保权行使规则的规定过于原则化，仅确立了暂停行使与恢复行使的基本框架，未对核心概念、认定标准、程序规则作出具体细化，使得司法裁判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方面，未明确界定“重整必要性”的核心内涵与判断标准，未区分不同类型担保财产的重整必要性差异，也未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导致法院在裁判时缺乏客观的判断依据，只能依赖主观裁量；另一方面，未细化担保权恢复行使的法定情形、举证责任、审查程序与期限，使得担保权恢复行使的规则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发挥对担保权人的权利救济作用。此外，《企业破产法》未对不同类型担保权的行使规则作出差异化设计，未考虑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在设立要件、实现方式、与企业经营的关联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所有类型担保权一体适用相同的规则，导致规则设计与担保权的实际属性不匹配，在司法适用中出现权利保护失衡的现象。

（二）破产法与民法典中担保制度的体系衔接不畅是担保权行使规则司法适用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

担保权行使规则是《企业破产法》对民法典中担保制度的程序调整，二者之间应当形成体系协同，而当前立法中二者的衔接存在诸多缝隙，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存在冲突。一方面，民法典确立了担保权的物权属性与优先受偿效力，明确了不同类型担保权的设立要件与实现方式，而《企业破产法》在对担保权行使作出限制时，未充分衔接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部分规则甚至突破了民法典确立的担保权基本效力，导致担保权的程序限制与实体权利存在冲突；另一方面，民法典对非典型担保的效力与公示方式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企业破产法》未及时吸纳民法典的立法成果，未对非典型担保在破产重整中的适用规则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非典型担保的法律适用缺乏统一标准。

（三）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偏差是担保权行使规则司法适用困境产生的直接原因

破产重整制度的企业拯救价值，使得部分法院在司法裁判中过度偏向企业重整的整体利益，而忽视了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利益衡量时出现“重重整、轻担保”的偏差。部分法院认为，破产重整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企业再生，只要企业具有重整的可能性，就应当对担保权的行使作出限制，而未充分考量担保权人因暂停行使可能遭受的损失，也未对担保权人的利益作出合理的保障安排；部分法院在认定“重整必要性”时，未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重整计划的可行性进行综合判断，简单以企业存在重整申请便认定担保财产具有重整必要性，导致担保权的暂停行使缺乏合理的依据；还有部分法院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未严格审查重整计划对担保权人利益的保障程度，对未获得担保权人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轻易予以强制批准，使得担保权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均受到损害。这种利益衡量的偏差，使得担保权行使规则的司法适用偏离了利益平衡的原则，既损害了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市场交易的信用基础，甚至可能导致部分本无重整价值的企业滥用重整程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一）完善担保权行使的法律规则，明确司法适用的具体标准

针对《企业破产法》中担保权行使规则过于原则化的问题，应通过立法修订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核心概念、认定标准、程序规则作出具体细化，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首先，明确担保权暂停行使的“重整必要性”认定标准，将“担保财产是否为企业重整的核心经营资产”作为实质性判断标准，核心经营资产是指与企业的主营业务、生产能力、经营模式直接相关，一旦处置将导致企业丧失重整可能性的财产。法院在认定时，应结合企业的经营状况、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担保财产与企业核心经营能力的关联程度、担保财产的价值与债权数额的比例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同时建立担保财产重整必要性的评估机制，由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意见，作为法院裁判的重要参考。其次，对不同类型担保权的行使规则作出差异化设计，区分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法律属性与实现方式差异，对于抵押权等不转移财产占有的担保权，可适用暂停行使规则，但须要求管理人对担保财产进行动态评估，若存在价值减损风险则应及时采取追加担保、足额赔偿等措施；对于质权、留置权等转移财产占有的担保权，原则上不适用暂停行使规则，担保权人可依法处置担保财产实现债权，若债务人认为该担保财产对重整具有重要意义，应向担保权人提供同等价值的替代担保并经其同意。再次，细化担保权恢复行使的规则，明确“担保物损坏”“价值明显减少”的具体认定标准，将担保物价值减损超过合理比例、管理人未尽保管义务导致担保物损坏、重整计划无法在合理期限内通过等情形纳入恢复行使的法定条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由担保权人承担初步举证责任，担保权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后，由管理人举证证明担保物不存在价值减损风险或已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明确法院的审查期限与程序，要求法院在收到恢复行使申请后三十日内作出裁定，审查时应充分听取担保权人与管理人的意见，必要时对担保财产的实际状况进行调查核实。

（二）加强破产法与民法典的体系衔接，实现规则的协同适用

担保权行使规则是《企业破产法》对民法典中担保制度的程序调整，二者之间应当形成体系协同，避免法律适用的冲突。首先，《企业破产法》对担保权行使的限制，不得突破民法典确立的担保权基本效力，应在保障担保权物权属性与优先受偿权的前提下，对其行使时间与方式作出适度调整，明确暂停行使规则仅为程序上的限制，并非实体权利的剥夺，担保权人在重整程序中仍享有优先受偿权、物上代位权等法定权利。其次，衔接民法典中关于非典型担保的规定，明确非典型担保在破产重整中的适用规则，对于已完成公示的让与担保、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认可其优先受偿权，参照相应的典型担保权行使规则进行处理；对于未完成公示的非典型担保，仅能作为普通债权处理，不适用暂停行使规则，保障非典型担保权人的利益，同时维护公示制度的权威性。再次，统一担保财产价值评估、追及效力、物上代位权等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企业破产法》中关于担保财产价值评估的规定，应衔接民法典中关于物权价值确定的基本原则，结合破产重整的实际情况，确立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兼顾重置价值与清算价值的评估标准，同时明确担保权的追及效力与物上代位权在破产重整中的适用方式，确保担保权的实体效力在破产程序中得到充分体现。

（三）规范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坚持平衡保护的裁判原则

法院在破产重整中担保权纠纷案件的裁判中，应摒弃“重重整、轻担保”的利益衡量偏差，坚持利益平衡的裁判原则，在保障企业重整价值的同时，充分保护担保权人的合法权益。首先，在担保权暂停行使的裁判中，法院应严格审查“重整必要性”，不得简单以企业存在重整申请便裁定暂停行使，对于非企业核心经营资产的担保财产，应依法准许担保权人行使权利，避免过度限制担保权人的利益；同时，应充分考量担保权人因暂停行使可能遭受的损失，要求管理人对担保财产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若存在价值减损风险，应责令管理人及时采取追加担保、足额赔偿等保障措施。其次，在重整计划的审查与批准中，法院应严格审查重整计划对担保权人利益的保障程度，对于未根据担保财产的类型与价值确定合理清偿方案、不当限制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的重整计划，不得予以批准；在强制批准重整计划时，应严格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确保担保权人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其在破产清算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充分保障担保权人的实体权利。再次，在破产程序转换的裁判中，法院应及时调整担保权的行使状态，当重整程序转换为清算程序或和解程序时，应立即解除担保权的暂停行使状态，准许担保权人依法行使权利，避免因程序转换导致担保权人错失债权实现的最佳时机。此外，法院应加强类案检索与裁判指导，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制定裁判指引等方式，统一担保权行使规则的司法裁判尺度，减少上下级法院、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认知差异，稳定当事人的诉讼预期。

完善破产重整中担保权行使规则的司法适用，并非单纯地强化担保权保护或扩大企业重整的权利限制，而是以利益平衡为核心原则，构建精细化、体系化、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与配套机制。通过完善法律规则，明确“重整必要性”的认定标准、不同类型担保权的差异化行使规则、担保权恢复行使的法定情形与程序标准，为司法裁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通过加强《企业破产法》与民法典的体系衔接，在保障担保权实体效力的前提下实现程序规则的协同适用，化解法律适用的冲突；通过规范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坚持平衡保护的裁判原则，摒弃“重重整、轻担保”的偏差，统一裁判尺度；通过健全担保财产价值评估、信息披露、监督、责任追究等配套机制，为担保权人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提供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