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研究

颜色釉是陶瓷艺术中的重要门类。自陶瓷诞生伊始，颜色釉就应运而生。唐宋时期，颜色釉装饰艺术更是衡量陶瓷美学地位的重要标志。元代晚期，釉下彩绘装饰更多的将美学的抽象进行了物化，使其一目了然更为平民所接受，故而明清两代，颜色釉逐渐让出了陶瓷装饰艺术的主流舞台，而《明会典》中“定四郊各陵瓷器：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的规定，明确指出颜色釉瓷又被赋予了新的特殊用途。

故宫藏洪武红釉云龙纹梨式壶

洪武官窑陶瓷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颜色釉瓷，他们都是用模印龙纹作为器物内壁装饰，碗中心刻划“折带云”，外壁刻变形莲瓣纹，且莲瓣之间相互分开，不共用边线；而盘类则刻划“三朵云”纹，外壁为光素，器底均无釉呈砂底。这类颜色釉的纹饰与同时期的青花、釉上红彩装饰几乎相同，而成为洪武时期固定的“官样”。

洪武模印云龙纹的颜色釉器物存世稀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40余件。其中很多收藏机构都仍将洪武白釉器物与元代“枢府类”卵白釉瓷混淆，加之白釉模印实难拍摄，故而无法进行精确统计。从掌握的资料看，存世的完整器已知洪武有白、红、蓝、酱四种釉色，结合出土标本中还见有黄釉。器型主要以盘、碗为主，国内的故宫、首博、上博、南博都有收藏。

碗呈直壁撇口，目前见有大、中、小三种尺寸，大号碗多在19.5至20.5公分之间；中号碗口径在16.5公分左右；而小号碗与大碗器型相同，只是体量要小的多，口径多在10公分上下，笔者认为称其为“盅”或“杯”更为恰当，由于均为撇口、平切、宽足、砂底，所以这种“小盅”更具有永乐青花压手杯的雏形。

众所周知，祭祀所用的器皿形制复杂，种类繁多。商周时期大多制范后以铜水浇注而成，而用瓷土烧制形制复杂的瓷祭器，几乎是明初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根据笔者在紫禁城《洪武官窑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一文中阐述，明初秉承古法礼度，以瓷制盘碗用来祭祀，并明确指出了祭祀所用的“笾、豆、簠、簋”用瓷碟；“登、铏”用瓷碗代替。此时，“盘、碗”这种生活常需之物，不仅形制唾手可得，而且制作成本低且成型率高，能够充分保证皇家大量的祭祀需求。可见，这类颜色釉瓷碗在实际用途时应对应青铜礼器中的“登”或“铏”。而碗口径的大小，似乎应是判别礼器对应称谓的不同。

经过几十年的观察，洪武印划云龙纹标本多集中出土在景德镇、南京、北京这三个地区。一年之中，笔者时常数次往返于三地，并实地考察发现此类标本的遗迹。截止2015年，洪武颜色釉的大致的出土情况如下：

蓝釉

成熟的蓝釉瓷在元代就已经出现。相比元代蓝釉给人的那种宝石般浓艳、深邃且匀净的视觉冲击来看，洪武的蓝釉制品较为逊色。大多为灰砖土蓝色，釉层较薄且通透性更强，透过蓝釉能清晰看到胎体上的刮削痕以及淘洗不精所留下的黑色矿渣。

武印划云龙纹蓝釉瓷不仅存世罕见，出土标本亦不多。与传世品白、红釉多，双色釉少的情况相符，标本出土情况亦是如此。以景德镇地区为例，洪武白釉标本发现数量最多，约占颜色釉总出土比例的93％，红釉次之，约为6％。而黄釉、蓝釉、酱釉、双色釉的标本依次锐减，合计总量尚不足1％。上个世纪传世品中除美国尼尔逊美术馆藏有一件蓝釉印划云龙纹高足碗外，未见其他官方著录过。南京明故宫遗址曾出现过洪武蓝釉大碗的标本，内壁模印龙纹，龙纹清晰可辨，外壁刻莲瓣纹。底足里外圈墙均外撇，足底无釉旋削痕迹明显，并留有元瓷的“脐”状突起，可以看出与元代制瓷工艺之传承轨迹。

近年来北京国家博物馆工地、地安门御河、政协礼堂旧址均有洪武颜色釉标本的发现。景德镇御窑厂周边及三中附近也偶有出现。

因为蓝釉是用金属钴做着色剂与釉料混合后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所以钴料使用量的多少以及纯度都直接影响蓝釉的发色。仅仅相差数年，景德镇纯熟烧制蓝釉的工艺竟能差之千里，确实令人费解，笔者早年曾在御窑厂附近发现洪武蓝釉瓷盘标本一片，对揭示这种现象似乎有所帮助。

蓝釉标本

本场大羿秋拍的《大羿龙焉》专场中即有此类洪武蓝釉碗，拍品内心暗刻流云，碗内壁则模印龙纹，是为这个时期官窑器的纹饰特点：行龙穿云破雾，仿佛遨游在无际的蓝天中，设计气势恢宏，帝王之气尽显于方寸之中，给人们一种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着特有的艺术效果。

明洪武 蓝釉模印云龙纹碗

大羿2017秋拍《大羿龙焉》专场

Lot. 0309

明洪武 蓝釉模印云龙纹碗

直径 20.5cm

估价：（RMB）3,300,000-4,000,000

大羿2017秋拍 精品

Lot. 0309  明洪武 蓝釉模印云龙纹碗

蓝釉标本

此片标本同样为模印云龙纹盘，尺寸略小，砂底无釉。因为烧造温度过高，使得整体呈现酱黑色，依稀可见五爪及朵云。由于烧制这件器物时候不惜原料且淘洗匀净，虽然致废但釉面依旧平整、光滑并闪现锡光，断面及近足胎处浮现隐隐的蓝釉光润、幽静如宝石般深邃。

2013年 《紫禁城》学术增刊

发表笔者《洪武云龙纹中的祭祀元素》论文

总之，洪武一朝的蓝釉以及永乐时期的蓝釉似乎都没有元代蓝釉制品存世那么丰富。（图 洪武“锡光”蓝釉标本）联想起耿宝昌老师早年曾提出“元代和宣德、成化都有蓝釉瓷，为何独缺永乐蓝釉”的感慨，笔者结合洪武时期对于祭祀用品需求迫切的史料认为，正是由于烧制蓝釉需要花费大量钴料，且提纯费时、费力还浪费宝贵的原材料，（当时钴料依然是元代时期的进口料）同时又难以保证成品质量，所以洪武大部分的蓝釉瓷器都减少了蓝釉瓷中钴的含量，并调整了烧制工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利用有限的钴料生产更多的青花或蓝釉制品，同时也可以满足施釉后，依然能够看到龙纹的要求。而永乐时期似乎也是钴料提纯后，造成烧制气氛不易控制，故而成品在当时就不多，传世更为麟角。

洪武“锡光”蓝釉标本

洪武印划云龙纹颜色釉与“五行学说”的关系

在中国神学思想下，历朝历代都盛行“五行学说”。古人将“水、火、木、金、土”与“五色”、“五方”、“五帝”、“五德”、“五季”、“五音”、“五味”等相配，利用事物内部结构关系和相生相克的运动形式，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的兴衰。

2013年 耿宝昌老师观摩笔者洪武研究标本

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一帝。太昊帝配木，以木德王于天下，色尚青；炎帝配火，以火德王于天下，色尚赤；黄帝配土，以土德王于天下，色尚黄；少昊帝配金，以金德王于天下，色尚白；颛顼帝配水，以水德王于天下，色尚黑”。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都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人文始祖，是历代官方祭礼中不可缺少的“五方上帝”也是祭祀位置中的“主神”。而这五位神灵不仅有自己的代表颜色，还占有各自的“五行”属性以及五种颜色。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皆与五行对应，又各具其德。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乃至王朝的更迭，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朱元璋出身卑微，不曾想竟能成为“人中龙凤”，相信他能深刻体会“德运”玄妙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顺阴阳之义”，结束了“天厌弃之”的元代政权。这也正是他以天子自居“奉天承运”的伊始。而我们所经常提到的“承运”就指的是“五德”中的“德”运，当然，按照“五行学说”的理论，都是对应的神明在起作用。

洪武颜色釉中“青、黄、赤、白、黑”这五色配以五帝；又以五帝代表五方；五方对应五德；五德再源于“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周而复始、串连附会在一起，就构成了“五行学说”。

颜色釉祭祀瓷中的“同色相感”

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天人感应”，此时刚好迎合了开始以帝王自居的朱元璋的政治需要，洪武颜色釉祭祀瓷，在祭祀中不仅要与他们所对应的“青、黄、赤、白、黑”这五帝颜色一致外，祭祀的场所也要与其色泽相同。明史“太社稷坛，明初建，坛土五色随其方位……砖瓦、四门饰色随其方位”。明确指出，祭奠神明的坛庙建筑、装饰用器都要满足“同色”的标准。

所以颜色釉瓷祭器同样也要与祭祀的对象色泽一致。不仅是祭器如此，祭祀所用的玉、帛、币等祭祀物品也有同样的要求。明初“郊祀制帛”记载“上帝苍，地祗黄，配位白……天下神俱白……先农正配皆青”。 “周制，礼天之币，其色以苍，礼五帝之币，各如方（位）色……洪武朝，礼神之币，色各随其方（位）。”足见，明初对于颜色的使用极其严格的政治要求，并非我们今日所习惯看到的“色即是色”。

洪武颜色釉瓷稀少的原因

颜色釉瓷在明初扮演着重要的神职角色，按理应该大量烧制才能应对明初频繁的祭祀活动。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原因有三。

其一，结合出土资料以及颜色釉烧制的工艺，明初烧制颜色釉瓷器的技法尚不成熟，虽然偶有成品出现，但并不能满足实际宫廷的需要。

第二，朱元璋出身布衣，自身极为节俭。所以明初对于资源性材料使用和管控也极其严格。而烧制蓝釉瓷所需要的“钴土”系元代宫廷所遗留，材料本就稀缺。在成品率本就不高的前提下，“精打细算”也成为了明初蓝釉瓷稀少的原因之一。

第三，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笔者经过研究和查考，认为应该与其使用方法有直接关系。《明史》记载：洪武十年设立木主，红漆之。祭毕，贮藏于库，仍用石主埋坛中”。 祭典中使用是“木主”，平时供奉的是“石主”。根据材质特性的不同，正式场合与一般性场合分别对待是洪武时期对于祭器管理的特殊手段。正是由于当时国力有限，百废待兴，大量烧造瓷制祭器并非“易事”。所以按御旨烧造一批“钦限祭祀瓷”后，不会“常例”烧制。这也就导致这类颜色釉瓷器本身数量稀少。加之对于器物的谨慎使用，礼毕后会马上封存入库，以备下次祭祀活动的再次使用。1995年南京市黄浦广场废井中一次性出土大量洪武白釉瓷祭器也印证了祭祀用瓷统一存储的佐证。

由于我国对于元末明初陶瓷认识较晚，所以导致截止2000年之前这种洪武颜色釉几乎均为国外重要收藏机构珍藏。其实，明初的颜色釉瓷是御旨下必须完成的“神用品”，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祭祀与军事都是管理国家、臣民乃至控制军队的重要的政治手段。《礼记·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当礼仪规范已经不在是个人修为，而成为统治者管理民众的帝王权术，国家祭祀体系的建立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内部的稳定。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洪武首创的这套以模印、刻划加以不同釉色为主题的系列陶瓷品种，也是陶瓷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