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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羿2019冬藏丨拨开重重迷雾，探寻“熊窑”真身——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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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羿2019冬藏丨拨开重重迷雾，探寻“熊窑”真身——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大羿2019冬藏丨拨开重重迷雾，探寻“熊窑”真身——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北京大羿拍卖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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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京大羿2019秋季拍卖会北京千禧大酒店预展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5时至晚10时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上午10时至晚8时拍卖时间：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冬藏——瓷器工艺品


【 预 展 】
2019年11月15日
下午5时至晚10时
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
上午10时至晚8时


【 拍 卖 】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中午12时30分


【 展 拍 地 点 】
北京千禧大酒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近财富中心）




Lot 170
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H:10cm
A 'XIONGGUANGYU' POEM BRUSH HOLDER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来源：北京私人收藏
参阅：北京东正拍卖，2016年5月14日，lot207，成交价930,000
估价：200,000-300,000
钤印：“熊印”“光裕”款
  此件笔筒作直筒型，外壁装饰墨彩行书《朱子语类》，用笔遒雅秀美，落款“琴城熊光裕”及钤印“熊印”“光裕”款。确属难得一见的康熙文房佳品。宋朱熹的《朱子语类》精辟阐明了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仔细品读、体味，或于今日、今时、今人之修身、齐家、治国，亦当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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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横屏，欣赏美文
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局部

兹录全文如下：朱子曰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有问武侯宁静致远之说，朱子曰：宁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荀子云：能定而后能应。朱子谓此是荀子好话。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慄，无所恶而怒，无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志，志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慄，无所怒无所取，去就尤是死生尤是夫，是之谓：不动心何旴江云。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惟静可以观动也。张侗初曰：气清天朗，悲无限凄凉，怪雨冽风。乐者恣情觞咏，优游闲坐，短日见长，劳攘浪备，影云促风光日景，岂有差殊影事妄情，遂生分别，观此一条语，可悟天下境，无一定只视处之者何如耳。瞿昆湖曰：眼前种种，何处不藏欲根，固不分清与浊、大与小也 。予自静养百日之后，始觉夜气渐清，自己真精神，不时时有透露处。又曰：吾自静养后加意收饮，日闲虽不能不应酬，而每以无事处之，执笔为文，必镇静徐缓，不动声色，而春然淡雅，绰有风度，所以试而辄利者以此。薛文清公曰：人生舍读书为善，别无安乐法。读书则人敬之，为善则鬼神敬之，读书则心细，而浮气自然收，饮为善则胆小，而光明渐久自生。程子曰：吕与叔闲居中，某常窥之，必见其严，然危坐寻乐编，云每日早起静坐，受天地清气灵窍自开，又学圣贤者，断无学仙佛之理。但借彼清净无为之趣，养我虚灵不昧之真，到处自有益耳。时庚子仲秋书于陶署之珠山。琴城熊光裕。

清康熙 熊光裕制《朱子语类》笔筒 局部

熊光裕何许人也？史料档案对此人介绍寥寥，有记录为清初官员，历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及浙江兵道，官职四品。据民国十一年《海宁州志稿》记载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浙江海宁发生严重潮灾，塘溃2300 余丈，经“总督赵廷臣，巡抚朱昌祚疏发帑金修筑，委兵道熊光裕督修”，由此可知康熙五年时有一位名叫熊光裕的官员督修塘堤。但此人是否与本件拍品之“熊光裕”为同一个人，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首先拍品上纪年为“庚子年”，如与浙江兵道熊光裕所处时期相符，那么此时应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治年间具体负责管理御器厂的官员是饶州景德镇所属地方守道，中央则由工部或江西巡抚协同兼管，至康熙二十二年才`由工部虞衡司郎中减应选正式出任督陶官,前来景德镇御窑厂行使督陶之职。所以“熊光裕于珠山陶署”之记载不应为顺治十七年，只能相应后延。故史书记载之“熊光裕”与本件拍品无关。
 
据刘廷玑《在园杂志》记载：“近复郎窑为贵，紫垣中丞公开府西江时所造也。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釉水、颜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予初得描金五爪双龙酒杯一只，欣以为旧，后饶州司马许以十杯见贻，与前杯同，询之，乃郎窑也。又于董妹倩斋头见青花白地盘一面，以为真宣也，次日妹倩复惠其八。曹织部子清始买得脱胎极薄白碗三只，甚为赏鉴。费价百二十金，后有人送四只，云是郎窑，与真成毫发不爽，诚可谓巧夺天工矣。瓷器之在国朝，洵足凌驾成、宣。可与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窑，亦不多让。”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到五十一年（1712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瓷器，而《在园杂志》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刻本，距郎廷极监造瓷器仅数年之遥。根据刘廷玑之记载，熊窑烧造年限应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之后。此件拍品落款“庚子仲秋”，即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正好与熊窑烧造时间一致。


至于“熊窑”为何人督烧，目前学界还是空白。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载有：“雍正四年三月十一日，圆明园送来熊窑双管扁瓶一件、熊窑梅桩笔架一件”之记载。本件拍品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即熊光裕当为“熊窑”督陶官。“署”即办理公务的机关，也只有督陶官才有资格在瓷器上落“陶署之珠山”款识。
 
  从这件珍稀的拍品可以为我们勾勒出清代早期督陶官的完整脉络，即臧应选、郎廷极、熊光裕、年希尧再到唐英。也正是这些督陶官把清御窑推到了艺术和技术的顶峰，也因此带动了整个景德镇陶瓷业的繁荣。拍品虽小，却意义非凡，为我们更深刻地还原历史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此件笔筒历经几百年岁月洗礼而传承至今，今得以有幸释读并探寻“熊窑”真身，实乃幸甚！

文/大羿拍卖研究部 宋永平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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