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陶瓷文化,汉族劳动人民瓷器烧造水平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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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器形源自青铜器,唇口,直颈,溜肩,鼓腹,撇足,器身饰弦纹数周,亭亭玉立且古雅庄重。通身以红为基调,釉色酽且正,其间丝丝缕缕向下垂坠,充满流动之感。器腹有“月白色”呈不规则分布,观之令人目眩。口沿处显露胎色,葱青、月白诸色交融流动其间,有“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的诗意之美。胎质致密,修足利落。造型优美典雅至极,器身不加雕镂,除器身弦纹外,别无装点,唯以釉色取胜。其窑变釉肥厚润泽,宝光晶莹,呈色异常美妙,苍褐者沈稳如地,青蓝者幽寒如水,艳红者炽烈如火,其交错融流之状,如风动云霞,变换旖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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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18
清雍正
粉青釉模印缠枝花卉纹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直径:26.5 cm.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页240,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粉青釉模印缠枝莲纹碗

LOT518 清雍正 粉青釉模印缠枝花卉纹碗(底部图)
青釉瓷器一直是中国瓷器的主要产品,历经东汉、六朝、唐、宋、元直至明清不绝。清代景德镇继承龙泉青瓷的优良传统,烧出了深浅不一的各种青釉瓷器,达到了呈色均匀、稳定的烧造水平,烧成了琳琅满目的青釉质瓷器作品。此件作品即为青釉器中的精品之作。拍品撇口,弧腹,圈足。造型秀美,修胎规整,全器内外满施青釉,釉面匀净光泽,釉汁肥腴,釉质细腻,光华内蕴,臻于纯美。外壁腹部模印一周缠枝花卉纹,纹饰清晰自然,布局繁而不乱,釉色随图案而深浅有致,富于动感,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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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19
清乾隆
炉钧釉灯笼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来源:朱启钤先生家族旧藏(传)
参阅:1、《清康雍乾名瓷》,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页120,图93
2、《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页347
炉钧釉,创烧于雍正,时唐英为摹宋代均器所创。为摹此釉,特遣景德镇御窑厂匠,远赴数千公里外之河南禹县钧地访学烧瓷技艺。炉钧釉之名,记于景德镇唐英刻碑,以彰其作为唐窑烧成之重要瓷品及理想供御瓷类。灯笼瓶为炉钧釉器物的特有造型之一,流行于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其中尤以乾隆作品水准为高。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瑞士玫茵堂等文物机构和,私人收藏均有与本品类似之乾隆朝炉钧釉灯笼瓶珍藏,足见其备受青睐。
LOT519 清乾隆 炉钧釉灯笼瓶(细节图)
瓶口外撇,短颈,筒形腹,下承圈足,因形似灯笼而得名。瓶腹部两侧堆贴瓶状双耳,瓶上加瓶,寓意“平上生平”,构思新颖,别出心裁。足内釉底浅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本品釉汁如雨斑驳淋漓飘溢而下,釉色深沉,流淌的蓝釉绿釉斑驳晕染,似孔雀之翎,气韵雅致。孔雀翎炉钧为炉钧釉品种之精品,受温度时间气候等因素,烧成孔雀翎之成品十之不能有一,多见于雍正时期,至乾隆已很少见,殊为难得。
朱启钤(1872—1964年),字桂莘,亦作桂辛,号蠖园,我国著名学者、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11月12日生于贵州紫江(今开阳)。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津浦路北段总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并一度兼代国务总理。后任山东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他既是古物陈列所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是中国营造学社的社长。民国时期,他曾亲自主持京城的改造,如改建正阳门、打通皇城、开放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改建新华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存素堂丝绣录》、《蠖园文存》、《芋香录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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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28
清道光
绿地粉彩缠枝莲描金喜字纹壶
款识:“大清道光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高:17.5 cm.
LOT528 清道光 绿地粉彩缠枝莲描金喜字纹壶(另面图)
本品器型为清宫经典式样,圆口,短颈,圆腹,凹足,曲流,弓形手柄,矾红描金圆钮拱形壶盖。茶壶通体以绿彩为地,粉彩描绘纹饰。壶盖面四朵缠枝花卉,四侧各绘金彩“喜”字纹,壶身肩饰一圈如意云头纹,以松石绿彩填绘云头,别致瞩目。器身主体作缠枝莲纹,枝蔓婉转翻卷,设色随之变换,展现丰富多彩的华丽,流露出典型的巴洛克式装饰风格。莲花间承金彩“喜”字纹,上托彩蝠,寓意“吉祥喜庆,万福万寿”。底边绕变形莲瓣纹一周。壶底蓝地,中央金彩“大清道光年製”六字篆书款,极其特殊,彰显此物地位非凡。道光官窑瓷器在造型、品种和款式上,继承乾隆官窑的表现手法,其虽有不及处,然亦有直追前朝之势。
本品造型秀美,色泽华美,纹饰繁复,布列相宜,填色精准,制作精湛,壶盖保存完好,殊世罕见,当为道光御制之器,地位尊贵,卓荦于世。道光皇帝节俭成性,然痴迷茗茶,终身未易。此一嗜好可于清宫烧造瓷器档案中得见,道光三十年间茶具烧造数量颇为可观,在一年三次的御贡瓷器单中,随处可见各式茶具之名目,如“洋彩天中丽景茶盖碗三十副”、“粉地暗水红龙茶盖碗二十副”、“青花白地牡丹花茶盅二十件”、“娇黄暗龙茶盅二十件”等,每年数量不下二三百件。尤须注意之处乃是由于道光时期清宫御用茶叶多为绿茶,以盖碗泡喝为便,故而瓷器烧造以盖碗、茶盅为大宗,相反,茶壶、茶盘等传统茶具却甚少烧造,因此,本品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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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48
明初
龙泉釉暗刻缠枝扁菊花卉纹大盘
直径:47.5 cm.
出版:《远山晚翠》,保利艺术博物馆,页102,编号62
早在五代北宋之时,龙泉窑就已成为南方名窑,有烧造官物的记载:“(处州龙泉县)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宋 庄绰《鸡肋编》卷上,页5,中华书局,1983年)”。历经宋元,龙泉青瓷烧制技术愈发成熟,规模持续扩大,至明初仍处于巅峰盛期。“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陶器条 续四库全书本)。”明初龙泉窑与饶州景德镇窑同为官窑,皆按朝廷颁布的样制,烧造供用瓷器,此已为相关考古发掘所证实。明初龙泉官窑发现者整理发表,以及大窑枫洞岩考古出土的一系列实物资料(参阅叶英挺、华雨农《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西泠印社,2005年;《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瓷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均显示,明初龙泉官窑器具有高贵大气的“皇家范”。
本品菊纹大盘正是诠释此种皇家气质的一例典型。该器敞口弧腹,广底圈足。釉水滋媚,翠青莹润,圈足底裹釉,仅外底中间一圈刮釉垫烧,刮釉规整,有垫烧痕。整器胎体厚重,形制硕大,直径近半米,呈现出一种磅礴的宏大气势,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大器烧制不易,如此庞然大盘,从拉坯成型到多次上釉,烧成精准而不变形不仅技术难度高,正品亦是百里挑一。
LOT548 明初 龙泉釉暗刻缠枝扁菊花卉纹大盘(底部图)
其次是雕饰之美。本品满工刻花,盘底心饰菱形开光,开光内刻折枝扁菊两朵,内壁刻牡丹、莲花、桃子、林檎等花果七组,外壁刻缠枝莲纹。纹饰繁缛,精美绝伦。刻花是龙泉青瓷传统装饰手法之一,北宋时的刻划花装饰曾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转向以釉色取胜,多素面朝天。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为世所好,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而明龙泉官窑器却能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相得益彰。如本品虽釉汁厚润,刻花却深邃清晰,纹样线条更有用刀如笔的神韵,典雅如工笔画。此类大盘为明初龙泉官窑典型造型之一。
本品纹样品种虽未见于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标本,但其造型、釉色、工艺、纹饰等整器风格与明初龙泉官窑器一致。另,目前传世的明初龙泉官窑器尤其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存放有序,在数量上蔚为大观,除一部分与大窑枫洞岩窑址所出的官器青瓷相印证之外,其纹样式样均大大超过窑址所出的已知品种。
本品主题纹为菊花,比照同时期的景德镇官窑可知,菊纹于洪武官器上较为常见(参阅《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炎黄艺术馆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本品菊纹与景德镇出土洪武官器上的菊纹有一定相似处,应系洪武朝所烧。朱元璋曾仿黄巢《不第后赋菊》作《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明初官器纹样题材以植物纹为主流,然菊纹一种独多见于洪武朝,此或因太祖以菊花自喻,偏爱菊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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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549
明正统—天顺
青花高士图梅瓶
高:38 cm.
展览:藩府佳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窑业特展,唐英学社,2018年8月25日——10月15日
参阅:《天津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12年,页85, 图65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明正统-天顺 青花人物故事梅瓶
拍品圆唇小口,颈部呈上收下阔,丰肩,长腹下收,胫部微微向外撇,浅宽圈足,沙底。通体以青花为饰,肩部绘云气海水海兽纹,近足处绘蕉叶纹,腹部主体绘高士图。所绘人物衣衫飘拂,神情安逸,有文人画的笔情墨意;所绘云纹,粗重豪放,呈灵芝状,时代特征鲜明。徐之衡《饮流斋说瓷》有评:“明代绘事,人物虽不甚精细,而古趣横溢,俨有武梁画像遗意。
LOT549 明正统—天顺 青花高士图梅瓶(另面图)
梅瓶作为一种具有实用、装饰、盛酒器具等多种用途的器物,在唐代就已出现,宋时逐渐流行,并以其修长的体态备受世人青睐,时称“经瓶”,明中期以后,梅瓶成为文人墨客几案之上的陈设用器,到了晚清因其小口与梅枝之瘦小形态相似,仅能容一枝梅花,改称“梅瓶”。上海博物馆于2019年5月28日——9月1日在其“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大展”中曾展出一只桂林博物馆收藏的青花携琴访友图梅瓶,其造型与纹饰与本件拍品相似。桂林博物馆收藏的携琴访友图梅瓶于1972年出土于靖江安肃王朱经扶夫妇墓,由此可知此类拍品品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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