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羿2022金秋 | 佛前献礼——清乾隆 御制黄地洋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瓶

贲巴瓶是一种将藏族的传统造型、纹饰与汉族的陶瓷烧造工艺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器物。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不惜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命景德镇御窑厂、宫廷造办处烧造贲巴瓶，更是亲自对其用途、造型、纹饰给予具体指导。

此器仿西藏地区寺院内供器贲巴瓶的形制，造型端正，制作规整，形似宝塔，器口呈折腹水孟状，长颈，鼓腹，高足外撇，通体黄釉为地，颈部绘变形长莲瓣纹，腹部绘缠莲托八吉祥纹饰。八吉祥是瓷器装饰中典型的宗教纹样，由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吉祥物组成，偶有火珠状吉祥物代替其中之一，常见与莲花组合成图案。

八吉祥纹样从西藏喇嘛教流传而来，始于元，流行于明、清。初始时排列无一定规则，明永乐起按轮、螺、幢、伞、花、鱼、瓶、结排列。从明万历至清代则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为序，清乾隆以后也有不按顺序排列的。

瓶身金彩装点，绘画流畅精细，色彩缤纷艳丽，层次清晰，工艺精湛，为乾隆彩器之精品。查阅公私资料，上海博物馆与台北博物馆藏的清乾隆 黄地粉彩八吉祥纹贲巴瓶与本品器型纹饰极为相似，可作为参考。

除此之外，暂得楼胡惠春先生旧藏和五台山人递藏的清道光 御制黄地洋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瓶与本品在器型、纹饰上一脉相承，可见历代帝王对此类作品均十分珍爱，故延烧不绝。

有关黄地洋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瓶的清宫档案记载颇多，可见《乾隆二十五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皮裁作》中记载：“八月初八日（郎中白世秀 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洋彩贲巴瓶二件，传旨：‘着配衣钦此。’于十一月十九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洋彩贲巴瓶二件配得片金衣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据《乾隆五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金玉作》中记载：“十月二十四日，郎中五德、员外郎大达色、掌库福海、催长舒与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青花白地磁奔巴壶一把（紫檀木座，春耦斋，壶嘴伤折磕缺）。传旨：将伤折处粘好，壶嘴边上磕缺处磨齐，呈览。钦此。”在清宫中，即便贲巴瓶残损也不可废弃，需修补后使用，可见其稀罕性。LOT842 清乾隆 御制黄地洋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瓶物品相完美，亦无脱彩等瑕疵，实为珍罕之佳作。

清代皇家信仰佛教，贲巴壶除了作为宫中佛堂的法器外，也用来供朝廷赐给西藏地区的佛教寺院。《乾隆三十四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行文》中记：“十月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将九江关监督伊龄阿送到配盖……奔巴瓶一件持进，交太监胡适杰呈览。奉旨：……奔巴瓶一件着在热河狮子园文供佛前供。其现交配盖奔巴瓶得时，不必在此安供”。

贲巴瓶作为官窑瓷器，其造型设计在体现清代统治者审美的同时，亦显示出诸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理念，从其使用中可见其中深厚的宗教文化内涵。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清廷对于西藏地区尊重包容的治理态度及因俗利导的执政方针。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朝廷为杜绝达赖、班禅转世中的弊端，颁布《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各蒙古之大呼必勒罕转世，令于雍和宫之金瓶内掣签”。现在西藏博物馆和北京雍和宫各藏有一件清乾隆金质贲巴瓶，从这两件藏品就可看出，乾隆皇帝十分重视的贲巴瓶制作，充分显示出乾隆帝对于藏地宗教、审美等方面的熟悉程度。

“金瓶掣签”制度成功打破了藏地活佛由固定家族世袭的局面。藏传佛教黄教班禅一系经过中廓四年战争已元气大伤，其中亲族间无视佛法、为权财勾斗之弊显露无遗，“金瓶掣签”制度诚如七世班禅的上书所言——对于黄教本身亦是一种保护。再者，朝廷通过“金瓶掣签”制度加强了对藏地的有效管辖。

LOT842 清乾隆 御制黄地洋彩莲托八吉祥纹贲巴瓶物是一件将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宫廷御瓷完美结合的器物，更是汉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其秀美的造型、精细的绘工、协调的色彩与精美的纹饰浑然一体，体现出西藏地区传统造型与内地悠久的陶瓷烧造工艺高度完美的融合。它不仅能带给我们视觉上的享受，也展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