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秋季无瑕 | 红之吉庆，蓝之素穆

中国自古都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就已涉及到人们的各种行为中，同时也影响到了国家的各种活动。经历千百年洗涤、历史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礼”扎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入血脉，深入骨髓。

中国人崇拜“天”,“天”即不等于西方的上帝，也不是道教中的玉皇大帝，而是对于天地崇拜。自上古以来，国家大事莫过于祭祀和征伐，而前者的意义尤为重大，因而不得有丝毫的怠慢，所以，明清两代帝王对祭器的制备也格外重视。

根据清代的《景德镇陶录》记载：“今厂器做‘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由此可见：霁红釉在明代宣德时期，就已作为祭祀日坛的专用器皿了，并延续至清代都有生产。

祭红

赤，红也，古代还称之为“绛”。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日：“绛，大赤也。”

霁红釉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铜，和釉里红的发色剂成分相同，也同样对窑温和气氛特别敏感，容易出现颜色深浅不一、浓淡不均的现象。因此，霁红的成品率较低，导致生产成本高昂，也越发显得它弥足珍贵。

明代收藏家项元汴在《历代名瓷图谱》中说：“祭红，其色艳若朱霞，真万代名瓷之首冠也。”在清一代，霁红釉尤得雍正皇帝之钟爱。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十四日郎中海望持出碎霁红瓷盘边五块。奉旨：此釉水甚厚，新烧的甚薄，不知是何原故，尔将此破瓷发给年希尧去，着伊照此破瓷釉水烧造，钦此。”雍正皇帝还命宫廷画师创作的《十二美人图》中，祭红釉瓷器也多次出现，可见雍正皇帝对霁红釉器物的重视程度。

LOT801清雍正 霁红釉碗造型灵秀， 撇口，深鼓腹，圈足。外施红釉，内施白釉，霁红釉色深沉，釉面光润，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无黑点、无色斑、无色斑，极为珍贵。

霁红虽创于明代，但直晚明时期国力渐衰，高温铜红釉技术也逐渐流失，这一标志性事件即 “嘉靖三十六年，上取鲜红，造难成，御史徐绅奏以矾红代” （据《浮梁县志》）。也就是说，嘉靖晚期，鲜红釉基本就绝烧了。

康熙晚期的郎窑时期，朗廷极凭借个人对于瓷器的理解，终于在郎窑烧成了霁红釉瓷器，使得颜色纯一的高温铜红釉终于得到恢复。这一品种随后在御窑厂得到了继承，也就是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里所说的“仿宣窑霁红，有鲜红、宝石红二种”。

而发色妍美的红釉烧成难度较高，康熙朝景德镇御窑厂复烧霁红釉，至雍正时期工艺成熟，色泽艳丽，堪称清代红釉器的典范。本品造型饱满规整，周正大方，所施红釉釉水腴润，匀净莹亮，宝光四射，尤为难得。霁红釉釉面均匀凝厚，色泽深沉，娇而不艳，有一种内敛的高贵。

《大明会典》载：“洪武九年定，私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明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各坛所用的祭器也重新作了规定，登、簋、盏、豆等祭器皆以瓷盘代之，此制一直沿用至清乾隆年间。LOT804外壁施霁蓝釉，釉质肥腴，色泽沉静明快，尤如蓝宝石般璀璨深耀，口沿一线灯草口，为整器平添几分宁谧之趣。器底施白釉，玻璃质感强烈，为雍正时期蓝釉之标准器。这种祭蓝釉肃穆宁静，极适用于这种天人相接的祭祀场合，故专用于祭天，且烧造数量极为有限。

霁蓝

碧，蓝也，是天的色彩，

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

霁蓝釉与霁红釉一样，属高温失透釉，以氧化钴（CoO）为呈色剂。其生坯施釉，1280～1300℃高温下一次烧成。经高温烧成失透深亮的蓝釉，釉色均匀凝重不流淌。元代景镇窑始烧，明代蓝釉称为“霁蓝”、“霁青”、“祭蓝”。

清宫旧称为霁青，雍正御窑厂对宣德霁蓝釉的摹仿曾有明确记载，唐英《陶成纪事碑记》中记录的五十七种釉色当中就有“仿宣窑霁青，色泽浓红，有橘皮、棕眼”。其中所称“仿宣窑霁青”即为本品“霁蓝”。

乾隆皇帝对霁蓝釉倾慕不已，曾作诗赞美：“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还选用霁蓝器物作为自己的居室陈设。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乾隆曾亲自选择一对“霁青天球瓶”作为自己居室的陈设瓷器之一。

拍品属清代御窑经典品类，形制精巧端秀，圆润饱满。盘内、外壁满施霁蓝釉，釉色浓艳纯正，幽深的蓝色呈现出静谧的美感，令人观之忘俗。陈此器于室，或可感受乾隆帝当年的旷古幽思。其典雅脱俗的色泽施于隽秀的官窑瓷器上，创造了一件件名瓷妙品，无愧于古代皇家专用“国宝色”之称。查阅公私资料，天民楼主人也藏有一对类似本拍品的 清乾隆宝石蓝釉盘。

霁红釉具有吉庆之意，而霁蓝釉肃穆而庄严，它们都代表着皇室的正统与高贵。两种颜色所产生的惊艳与前卫更是让历代皇帝欲罢不能。这种超脱的审美意识，也让西方印象派之父莫奈感叹:“颜色的影响来自对比，而不是它固有的品质；当原色和互补色形成对比时，它们看起来更明亮，美由此产生。”